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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谢谢下午热烈的讨论，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更是一个开放的论坛，让所有的人可以针对现在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里面最关注的一些现实问题，大家的各抒己见。
李秉中：
从刚才五位发言，北京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两位校长还有刘总的他们这种社会的善心，我觉得让我们中国看到一种希望，我想说的是，我也遇到了自办校没有经过批准的自办校，他们发不发毕业证，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把遇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把三个城区的教育局长我叫来，我说了一番话，我说他们没有经过批准，是无非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他办学条件不达标，第二、可能他没有走过正常程序。我说无非是这么两条原因，还有第三条没有，不是此就是彼，无非是这么两条，我说那好，能不能我们换一个眼光，我们不能总用一种包公的眼光看谁在搞不规定的动作，我们是不是搞教育的用一种观音的眼光来慈善的心肠来普渡众生，因为你想，他这些学校的产生，是国家没有法律，本来对进城务工子女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他是应运而生的，在我们政府没有足够能力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允许他存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说这样，孩子他没有过错，他念完了三年了，他下一步要去接着读书，这个时候你因为这个，他学校没有经过批准，不发给他毕业证，让他何去何从，对他来说我们就是不人道的，我说你测验一下，他达到基本的毕业标准没有，如果达到了发，发了出了事情我负责，你发给他。对没经过批准的，我说你告诉他，还差什么条件，给你多少时间，我给你什么，你来达标，给你限定期限好不好，限定一个期限，我们给你叫待批叫筹建这样的词，如果你还不行的话你就自动告退，然后我们还得把现有的学生逐渐的负责任的给他分散到其他的学校去，这是我的第一个做法。反正在我贵阳市，我认为，只要你别上我政府这儿上访来，别造成不和谐的事情，我活就干好了，我才不干那些事呢，不干。这是一个。
第二、那会儿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城区的闲散的资源是不是都能够充分利用，是这个意思吧，也不能再把他已经进了城的孩子，再因为无奈再回到原地做为留守儿童，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公办教育的资源，有一个帮一个，一个不许空，但是现在仍然还有空的，为什么？城区逐渐的细化，城区老户口的居民他生育概念越来越少了，有其他原因也走了，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以前，城郊区那块矿业地带没有条件建的地方起来了，这块反而是公办校的空白，最起码你得按照义务教育法叫就近入学，我对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法又产生了一个怀疑，他到底对还是不对，因为你在我这个方圆范围内没有什么生源的时候，我可能跳过这个，把这个填满，把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其实都是在一个城区，这是在我贵州过渡期。
在宁波开会我发现，宁波的学校各个初中小学办得非常好，各有特色，如果就近入学的话，我特别愿意搞航天搞科技，因为就近入学，你非让我在下围棋的学校来读书，我觉得这也不对，这就是今天上午哪位讲的教育选择权的问题。
周万玲律师：
我今天参加这个会很高兴，也是第一次，去年用一年的时间参与了海淀老教协的教师培训，所以就接触到咱们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我现在就是想谈谈，按照咱们会议的题目，农民工子女教育最需要关注的这些现实问题。我最近想的就是这一年，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地位与农民工子女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这时我要发言的题目。
一个就是今年年初北京市教委谈到了对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不一律取缔，所以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些联想，第一、就是非法打工子弟学校，由于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他非法，因此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和教师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存在着问题，他既不是事业单位和教师之间的这种关系，同时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当然他可以按劳动法的规定，他算是学校就可以算是非事业的法人单位，这样这些教师实际上就归到了灵活就业的这个范畴里边，灵活就业由于教师灵活就业，所以他就没有接受培训权利的保障，他的培训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就影响到教育质量问题，教师实现不了培训的权利，因此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质量就成问题。
第二、由于打工子弟学校非法，我在这儿说话说得直接一点，第一、我同意张局长讲的，我们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们起了历史的作用，在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的时候，他们办起了学校，让他们有地方去，有书可以读，起了历史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讲的不太客气，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看到了商机，有追求利润的这个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权益没有保障，比如现在咱们北京市的教师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800块，但是按照真爱教育机构的调查和我自己的调查，我们有的学校刚才我听贵州的局长讲，你们那儿的工资是600—800块，北京的物价水平远比贵州高得多，但是我们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的工资现在才600，而且我们校长可能有的校长也参加了今天的会，是吧，才拿600，住在学校要扣100块钱的住房费，500块钱教师怎么生活，教师的工作量有多大呢？一个教师要承担五门功课，承担四五个年级的课，同时不算业余的辅导，不算上下学接送学生，这一个教师的工作量有多大，大家估量估量，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保证教育质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我是亲自调查，我这儿有帐可查，我挨个都问了，到底是什么课，是几年级的，都上什么，这是一个，因此他的人员不可能稳定，同时这里头潜伏着劳动关系的危机，今年年初，因为我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我不好，如果按照我以往的脾气，我早发表文章了，但是我考虑，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发表文章他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教师的权益让教师掏钱去买社会保险吗，非正规就业，用人单位不拿保险，教师承担，工资才500，他保险拿到600多，他怎么拿，让政府买单吗，政府拿出来买单钱都进了老板腰包里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学校，600个学生，收1600、1200、1400，扣除其他费用，他盈余40万，合理的回报限度法律没有规定，哪些应该留入教师腰包的，没人说，另外刚才有的学校教师在我跟谈，社会的那么多公益投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北京大学给哪儿20台电脑，某某大公司给哪儿20台电脑，但是我们做教师培训这一年，我们发的通知特别难，极少有极个别的老师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发过来的，包括我们形成这样的一本汇编，都是文字的，我们再去录入，是非常费劲的，就是这个信息的通信特别难，那些电脑都哪儿去了，因此非法打工子弟学校的我们讲他有他光辉的一面，有他起历史作用的一面，但是对他的监管谁来承担，谁来负责。如果再讲搞义务教育要给这些学校去投入的话，我觉得真正受益的是谁？这是要打问号的，北京市现在给义务教育的投入是一个学生5401，咱们自己的学校，刚才我说的那些，你收费再过不过一千多点，这么大的悬殊多少钱能把这个坑填了，刚才我说的有这样的盈利，教师的工资还压得那么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在这儿讲，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我们都希望社会和谐稳定，我不发表文章，不写这些，就是我没有一个解决的着落。因此我觉得，我们搞培训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就是跟刚才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讲的这个样，如果政府能早一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做这个项目，是我们要欢呼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今天说的一个是非法打工，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如果不办了的话，已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仍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不一样，因为他毕竟安全隐患上，教育质量相对的好一些，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说对是不是教育拨款，一定是公办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全都要全额拨到，我觉得这个事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是全额拨到，真正享受的是不是我们的打工子弟能够全额享受到，因为他原来的基础太悬殊，不管是办学条件，师资的基础太悬殊，我们的学生能不能实际享受到，另外我觉得作为国家，第一、我觉得是要经过批准，法制原则同样适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因此办学必须要经过批准，这个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另外作为国家义务教育的责任，责任主体是国家，国家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你每一个区域必须保证在你这个区域里的学生，能够有学上，能够享受义务教育，在这个大前提下，家长有选择的权利，他有钱他可以上贵族学校，你说你公办学校就在我门口呢，我还不愿意上你这儿去，我非要找一个收费的打工子弟学校，你也没法拦着他，就跟我吃白面，吃鱼吃肉都没有，我就爱吃窝头白菜，谁能管得了我。
还有收费的问题，挖地效应的问题，北京市学生统统都不收费了，全国各地都愿意到这儿来，你城市管理要不要有个计划，要不要有规范，这些问题我都没有一时想通，我把意见发表出来。
昌平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张丽萍：
谢谢周律师，咱们在座的可能都是因为更关注孩子的问题所以都来到这个沙龙的，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作为一名教师，还是一位师范类的大学毕业生，最近几年我在打工子弟学校教学工作中一些经历做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好多专家或者是领导都关注的是孩子们的硬件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我说一下孩子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软件，软件说得很直白，就是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我是04年的夏天来到北京，当时我没有，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学校，我了解北京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带着大学好多学生师妹当时一共是八个人来到这里，我第一年的感觉就是工作量特别大，大家都知道，也有所了解，每人要担三四门甚至四五门的课程，每个星期30节以上的课程，作业有上百本，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我们都是师范类的在这种学校里，真是有的时候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学期下来以后就走掉了六个，现在坚持下来就剩我一个。可以说有很多很好的软件进来了，但是咱们留不住，这也是一个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还有为什么留不住，还有待遇问题，工资非常低，而且还有其他的工作，我们大学毕业生可以做，当然了现在留在学校里的老师，咱们都知道，大多数都是没有学历，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但是这些老师官方的数字我不太感兴趣，但是我了解的，这类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他们的比例可能更大一些，肯定要大于50%，而且他们的，我为什么能留到今天，可能上次论坛会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因为受了一些老师的感染，他们真是很伟大，他们的人格就感染了我，不论他们的学历，他们首先做人，真的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有的时候都自愧不如，他们的人格真的很伟大，他们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重了，工资我不说，只说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在农村我曾经跟有的人说过，在农村咱们农民有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就不说了，就说我们打工子弟学校这块，这老师们的待遇是任何社会保障都没有的，我们好多老师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都是非农业户口，我们不想有这方面的待遇，所以有的时候，给老师们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加上繁重的作业量、工作量使老师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问题，刚才其他的学校老师说的很冠冕堂皇，我没有时间给差生补差的时间，就是你可以想象，我每天要看200本作业，我闭着眼有多长时间，而且我们在校时间差不多都是12个小时，11个小时，这是很正常的，我教的是初中语文，我承载的东西真是很繁重，我前一段时间也曾经逃脱过，我曾经三度的逃离打工子弟学校，三度又杀回来，也是因为学生，确实还有一些老教师感染了我。
另外再说下面一个问题，一些NGO和非政府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多关爱，更多关注是孩子，我们老师同样也不例外，把心交给了孩子，真正社会的摄入政府的干预和社会的扶持真正给我们带来多少效益，我以我个人感觉，因为我在打工子弟学校干了四年，我也配合其他NGO工作人员的工作，有的时候我感觉这种扶持越多，对我们老师伤害是越大的，刚才有好多老师说，给教师培训，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教师老师都不很看好，为什么？有时候培训，老师纯粹就是一个载体，而且真正受益者是学生，有的时候老师们确实培训了，比如说我们学校，参加TIT英语培训三个人，培训完了结束了全走了我不太赞赏这些方面的东西。而且社会一些刚才周律师也说过，有很多东西我不想说，但是就社会扶持的问题，我想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走社会力量办学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社会扶持，咱们社会扶持，比如说非政府的投入，我认为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管机制，只监不管，我想咱们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孩子们，我就说这么多。
周万玲律师：
他们常年性的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但是寒暑假没有工资，普遍一年只有10个月的工资。
上海教委焦小峰：
我做农民工子女教育这块工作的，想介绍一下上海的做法。上海我们很重视这块工作，今年一来我们一直在摸索，怎么样把政府的钱真正用到农民工子女的学生身上，怎么样真正的用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身子上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思考，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发了三个文，一个是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总体的规划，农民工的子女义务教育的三年行动规划，总体的规划，它的目标，它的一些举措总体的思路出来。第二项，就是关于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怎么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并给予基本的补贴，这块我等会儿详细的再讲一下。第三、进一步做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免借读费这方面的问题，有三个文，一系列的政策，把农民工子女教育进行一个规范。
我们上海市政府想投入很多钱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条件，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财政也跟我说，他今年1.75个亿给我，如果我拨下去，最后放到农民工子女校长私人的口袋里面的话，我等于犯罪了，我等于是渎职了。所以说这个问题怎么做，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然后我想大概主要是健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
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会计，会计管理办法，我们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梳理。我们上海市教委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民办中小学财务会计管理办法，对民办中小学的会计科目以及一些核算的办法进行了统一的规范，因为大家也知道，民办中小学的财务会计以前是哪个公司办的就按哪个公司走，中间很不统一，这是一块。
第二、完善了财务管理的办法，我们是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你要接受政府的委托，接受我们市区两级政府的委托招收农民工子女，我们政府给你拨钱，财务管理办法必须健全，首先你财务管理要放到我们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下面专门有一个事业单位财管中心，放到我们财管中心下面监管，然后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还有审计制度，包括部分区县，包括教师的工资，由区县财管中心发，不经过农民工子女学校。这是第二块，财务管理制度。
第三、国有资产制度，我们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以后，我们健全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就是说有三块，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管理以后，有三个登记记帐，政府拨款记入国有拨款的帐里面，是国有资产，第二、社会中介组织还有社会基金捐助的要记到捐助这本帐里面，第三类个人投资的东西记到个人帐里面，搞清楚，不能政府投入的钱和社会捐助的钱最后都成自己农民工子女校长自己腰包的钱，这是不行的。
第四、对教师的管理我们也下了很多的功夫，我们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以后，接受政府委托以后，政府给补钱的话，这些教师自然缴纳了三金，社会保障制度的三金统一给你交好了，并且对教师来说，班级的学额要小于50人，使教师的工作量相应减少，同时教师的教研、科研培训，职称评定一系列纳入到我们统一的，上海的民办学校现在怎么走的我们怎么走的，也给你职称评定，也给教师一个专业发展的空间和渠道。
第五、关于学生的学籍管理，我们统一纳入我们上海的电子学习卡的保障范围，这是学生升留级毕业，统一的规范。最后一方面关于学校的管理方面，我们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制度，学校有董事会，董事会里面有几个成员，教职员工，学校有学校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等等，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我们把学校，我们韩老师讲了，学校成为一种公益性的学校，因为学校在国外来说，在国内来说都是公益性的组织，不能让学校成为，当然学校首先发展是教育学生的功能，但是不能让学校成为个别人赚钱的工具，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就是你要接受我们政府委托的话，你必须是公益性的，你这个董事是不发钱的，你要成为校长参与管理，校长发校长的工资，校长的工资就是我们最高不能高于各区县给你设计，最高不能高于公办学校同类校长的工资，我们就是这么走，是非盈利的办法来进行规范我们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当然我们的做法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努力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改革发展过程中间形成的问题，我们没有现成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不断的跟各个部门衔接，我们不断的来进行探索设计这种制度，但是不能说我们制度非常完善，只是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你们这么关心农民工子女教育，我回去以后更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
主持人：
我们非常高兴听到上海的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详细的他们过去做的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想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启发，也解决了我们很多的忧虑，特别我正在做公益化的项目，他很多的经验对我们下一步的推动有很好的借鉴经验，对其他的省市有很好的借鉴经验。
海淀老教协培训学校李新黔：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沙龙，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由香港乐施会资助的，海淀区和石景山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这种培训这样一个项目，刚才昌平的老师说，他不太看好教师培训，我们就想可以针对这个问题讲一讲我们培训的做法，我们的一些理念。通过我们的这些培训，主要是提高老师的教育水平、教学水平，整体素质，全方位的使打工子弟学校的子弟这些学生受到良好的高质量的公平教育，这是我们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们通过培训以后，提高老师的素质。
我们通过一年的这样一种探索的话，我们感觉到这样是一种当前解决，尤其是那种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无人过问，无人管理的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这样一种非常好的途径，所以我们就想，能够发挥老教协，老教师的资源优势，这些老师的话都是各学校的骨干教师，来自于富有爱心的这种骨干教师，来自于各个学校，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把他们的这种成熟的经验与打工子弟学校实际结合起来，经过培训以后，就能使这些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很快的从教学理念上，教学方法上，从整体教学上素质有一个很好的提升，我们说，不管是批准和没有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当然批准的是政府承认的这种学校，合法的学校，很多像海淀区，朱科长说了16所没有批准的打工学校，有些学校的规模还挺大，办得也不错，我们各个学校都跑过了，这些学校那些老师的这种教育状态，从我们感觉，远远的按照新课标理念的要求差距太大，所以我们说，有这些老教育工作者把献爱心提高他们的教育的理念上，从教育方法上，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种途径，这是我们经过一年的想法，我们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道，很好的探索，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发挥老教师退休下来以后，发挥他的预热，他把他的光芒照耀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我们的做法这一年主要的做法，就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课程辅导，帮助老师从备课入手，写教案入手，指导他分析教材，哪部分是重点，哪部分难点从这儿入手，我们几乎是平均每两周一次的辅导，上大课，辅导。我们做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将近辅导了十多次了。第二个活动，我们下到打工子弟学校，听老师的讲课评课，我们每次有两个指导教师下到子弟学校听课，我们几乎海淀区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去过了，通过感觉，这么一下来，他们感觉老师听课，评课他们的收获更大，尤其是在评价的时候，分析的时候，指点的时候，很多没有课的老师都来参与，都来倾听这些老师的指点。第三、我们请高水平的特级教师，语文数学的特级教师，专门做开拓式的讲座，使这些老师，他们长期没有经过这些课程的老师眼界打开了。第四、我们组织了海淀区的小学的骨干教师，我们叫做示范课，怎么上好课，给他们展示出来，让他们有一个奋斗的方向，这是我们做的第四个工作。第五个工作，我们最后还要学员上课，带着学生到这儿上课，我们请一些专家点评，通过一系列的培训，一年下来，老师们普遍感觉，他们备课也稍微熟悉了，他们也知道怎么上课了，这样的话整个教学质量缓步的上升，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想把我们老教师的这种爱心，把他普照在打工子弟学校身上，普照这些打工子弟的身上。
打工子弟学校教师：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一线教师，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谈论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就说明流动儿童的教育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又不是没有学上，出了什么问题？从始至终都没有太大的政府干预，他成型都是自发市场经济调节下的私立的民营企业学校，这就是问题的主要来源。我今天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一线教师，我深切看到了民营学校企业的属性，以盈利为主旨的企业属性，所以说产生这么多的弊病，像教师待遇问题，孩子们的就学状况，教育资源的问题。这种情况，大家都谈了，怎么来做？就我的思考来说，我认为，公益助学，或者政府助学都是不可持续的，他要透过民营企业这个平台，民营企业他就是以盈利为主旨的，我有时候我要说，我说不要说是学校，他其实在我的眼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民营的企业，我们政府也好，公益组织也好，要透过这个企业的利润弹性空间，伸手，借助这个平台再去扶持或者补贴的话，那讲是事倍功半，永远政府如果说审批下去，接着要审批这些民营企业学校的话，政府永远要背负着民营企业要盈利的包袱走，就会把流动儿童的教育越推越远，实际上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难以解决。越加大审批力度，我觉得从的思考上看，我很害怕，我有例子，为什么公益助学和政府助学不可以持续，很多民营企业学校在公益助学的条件下，建立了很好的实验室，十几万，二十几万，是很大的花费，但是没有一个在我看到是民营企业为背景的学校，他充分的利用了他的实验室，为什么？实验耗材这一块，我说不叫校长，他叫老板，老板他是不肯掏腰包压低自己的利润成本空间的，所以公益助学和政府助学都是不可取的，不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利润的弹性空间太大了，你说你监管，你监管的力度把你监管的这个力度放在你直接的办学上，会事半功倍，你掏出了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为什么投进老板的腰包，把这个平台借助在民营企业的平台上呢？是，民营企业学校为我们承载了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是应该退出舞台的时候，我们必须让这部分学校退出历史的舞台。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了，那就要再做事倍功半的事。
昌平教师：
我回应一下海淀老教协的老教师，我是这样看待教师培训的，确实我看了很多，四年了，真是感谢你们对我们这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但是你想过没有，据我了解，很多培训他培训的对象也就是老师们，都很年轻化，也就是真正能留下来的几乎就没有什么，不会太持久，所以我给您提一个宝贵的意见，和是希望您以后培训的时候，把这个中年教师作为骨干，像我这样也不包括在内了，还有说到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你们的扶持很多NGO人员还有社会的爱心人士，确实我非常感谢你们，但是咱们透过一些种种的问题，咱们要思考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是社会扶持还是国家监管，我当然还是跟他有所不同，还是监管，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是需要我们政府人员更深一层了解，更深一层介入。
打工子弟老师：
公益组织给学校拨款，给学校教师涨工资这块，我还得说，政府没有规定最低工资线，这个钱没有过来，学校已经指上了，其他学校涨了900到一千，我们现在800多块钱就在这儿等上了，你看这个情况，他把你公益组织要给涨的这部分工资，明明说，比如说你能给我们涨200，可是其他周边学校如果是一千的话，他现在就在900这块，你给我涨了200，我1100比他高200好了，因为这100我可以放在自己的腰包，这块弹性利润空间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定要咱们政府来办学。
郭振东律师：
我首先对这个题目有点异议，为什么叫免费背景下的新问题，第一、教育是谁的责任，下一代教育是谁的责任，谁给孩子们免费，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经向社会承诺，教育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所以我们要搞义务教育，到了去年才有一部看起来很美的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是什么？是国家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不管他是合法出生还是非计划出生，这是一个国家的责任，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当年在二战惨败的日本，他们怎么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怎样注重的教育，像老教授跟我说的，我们有钱建鸟蛋，没有钱做义务教育，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见。我们应该是义务教育背景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这是我想声明的第一点。（插话：赞成）
什么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问题为什么有新问题，老问题是什么，像前面说的，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有异议，他们为什么有异议，他们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打工子弟产生的背景是让几个教师痛说的，他们是教育产业化产生的背景，不是义务教育产生的背景，是在义务产业化风起云涌的时候产生一大批打工子弟学校，他们几个人是做NGO，我看了很感慨的看到我们广西的刘校长，还有做这么多NGO，真正做NGO的事，他的痛处很多人难以理解，但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我说实话，我听过很多，我没有几个我同情他们，他们是在挣钱，跟我律师一样是在做挣钱的事不是做公益的事，做公益的时候我肯定为他鼓掌和欢呼，他做挣钱的事，他接受一些煎熬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政府重新把他纳入体系内，变成民办教育的一个部分，像上海的做法，我们确实感谢他们曾经的辛劳，但是对农民工的付出，因为他们想挣钱的时候，客观的为社会做了一点公益，这点我们要感谢他们，但是我们要看到他初始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第二个意思，这个背景下的问题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如何来处理，上海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践。
第三、善后处理的原则是什么，上海市的监管是一条路，北京的习惯是能不能走北京的路，但是肯定要打工子弟学校肯定要做善后处理，这个事情是一个新的问题，处理的原则是严格的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益，这是原则，这是我们国家的对所有孩子的承诺，如果一个国家老对孩子说谎话，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新的探索是什么，我们已解决的义务教育问题，将来走向哪里，将来走向的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职业教育，这个是一个方向，这个在中共中央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发展观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方向，但是这点需要探索的经验，我前不久我去贵州开了个会议回来，我发现我们的职业教育非常落后，想上的课，想需要的没有办，不需要的教育部拼命的批，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教育部就是一个重要的官僚机构，他们脑袋里面想的就两件事，一个是教育产业化，第二、搞学习成果评价制度，还想乱花人家的钱，这个是我已经经历好多次了，我们教育部不想干事，就想挣钱，我公开的说，不是在这个会议上说，实话实说，我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我说你们教育部就想一件事挣钱，这是对我们整个民族就是一种耻辱，你们就是大汉奸，我公开的说，不是这样的说，但是我们今天严肃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在义务教育体制下，怎么把这些流动人口完整的纳入，如果全国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没有留下谁和谁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外地人来北京打工，我北京混不下去，我还把孩子放在北京上学可能吗，不可能，只有大家彻底的看到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竞争力所在，我想所有的人都会支持流动人口的教育，那么我想，日本的前40年开始的进程我们现在也开始了。
张歌真校长：
今天的会议才是真正的沙龙会议，作为一个民工子弟学校举办人，我跟姚莉老师和李校长不同，他们是纯NGO，我是个人办学，民工子弟学校14年了，现在是朝阳民工子弟学校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会长。
刚才大家说的问题都是一个侧面，互相补充了不足，都很激情化。刚才各位从政府到每个人，我们综合在一起还不是全部，所以大家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根源问题就是说，咱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应该不客气的话说，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失误造成盲区了，民间群体出现的自救行为，这里出现了问题，有证的学校是违法办学，没证的学校更是严重的违法办学。
民工子弟学校确实自身有很多问题，刚才周律师也说得很严格，但是民工子弟学校从举办人从打工子弟学校也是三六九等。目前有一句话，大家应该是共识，第一、民工子弟学校经费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国家来解决。02年我跟部长说过，我要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主体起诉谁？我讨要义务经费，我起诉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根源就是义务经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一条就是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就是这个经费没有到民工子弟孩子身上，才造成了种种的矛盾，举办人和老师，举办人和家长，举办人家长和主管部门和政府，所以这个问题，根源在政府。
就民工子弟学校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哪儿都谈农民工，个人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我个人是其中之一，赔钱还是赚钱，专家别忽悠了，校长都发了，到底有的校长说赔钱，有的校长是赚钱。打工子弟学校，说实话，只要是三百人存在的打工子弟学校，举办个人绝对亏损，相对赢余，不赚钱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政府找他他都不办，个人肯定是要赚钱的，但是绝不是暴利。每个打工子弟学校举办人，要没有相对盈余，绝不干了，他办不下去了。打工子弟学校绝对亏损亏损在哪儿，亏损也是对的，说赚钱也是对的，只能说绝对亏损，相对盈余，什么叫绝对亏损？就是按你北京市培养一个学生目前平均经费是8000多块钱，打工子弟学校一学期有300、500多，最多没有超过1000块钱的，刚才丰台区说7000多，大兴是6000多，政府审核打工子弟学校按照公办标准审核民办学校，哪一个也不符合要求。为什么相对盈余呢？姚老师特别幸运，这个校长可能经历过，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你得维持收支平衡，正常运转，打工子弟学校是先收费后支出，我一年假如学费总共收了一百，我一年的开支我只能开出99块钱，我不能开出101，我开了101学校破产了，孩子流落街头，校长赚的是绝对亏损，相对盈余，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也是人，他知道给老师提高待遇，要给教师保险都上，任何一个教职工，目前北京市239所学校一所没有能给老师上起全险。北京出台必须上保险的问题，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炸锅了，说怎么办？我找了区教委、市教委，国家教委北京市政府无可奈何，目前还有一个问题，目前全国农民工子女是1240块钱平均工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平均工资，在900块钱上下，800块钱以上的占八九十以上，红线以下的也存在，这问题朝阳教委邱科长说过，目前工作在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是当代教育战线最可爱的人，所以是老师可以说是工作量大，待遇低，条件艰苦，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一个局面，目前有证的学校，给老师上50块钱的平安险，算过，一个老师一年的福利待遇上保险是580，现在应该是7000左右。
大家可以会后咱们再随时探讨，今天的会议很高兴，焦点问题点出来，以前的会议点不出来，谢谢大家，谢谢主办方。
烦忧热线陈军：
现在有很多的声音说打工子弟盈利，如果我们单纯的说打工子弟学校盈利我觉得是不公平，为什么？我们社区里边也有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上到六年级，毕业了，上哪儿找学校？学校说他不是本地户口不管，他这个母亲真是为了这个孩子把他们所有的投入都投入到这个孩子身上，独生子女，把所有的这么多年打工的心血都付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是什么心情，他每见到一个人都在哭，他也和我哭诉过，我也没有办法。最后怎么解决呢？他找一所学校，要6万，借读费取消了，这个学校没有名额给他，说你要来六万，最后找了一个人三万，他能拿得起吗，谁能拿得起，所以说我觉得公立学校和私立比起来，是不是暴利？这些钱都到哪儿了，赞助费，所有都在强调，现在没有赞助费，是不是？是没有赞助费，报名的时间你不交赞助费，名额录取不了你。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包括一些公益组织，当然可能张校长说的出于一种自救行为，很多事情不尽人意，有一些问题很多是一些个人问题等等，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去推动，就像老教协一样的推动，没有这些人呼吁，我们这些问题怎么能够得到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所有新闻发言人都说，如果我们搞得好了所有人都来了，潜台词是什么？这样是正常的，这些孩子这样是正常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包括当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对这个问题关注的一个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推动这个社会进一步，当然这是国家的责任，但是国家现在没有责任，我们能追究国家责任吗？我们有权利去追究吗？
另外我还想说一件事，打工子弟学校盈利的问题，他不改善教学环境。我们一个项目点，他不是说不想改善，是没有这种机制去改善，为什么？他那个房子稍微比人高一点，他想翻修一下这个教室，很想投入，但是城管跟他说了不行，你是非法的，你去审批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孩子1/3到了公立学校了，下学期又来了2/3，这些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所以说我觉得，包括我看问题也是看到了一个问题的侧面，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总和到一起的时候，这些问题是全面的。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张网成：
首先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沙龙，我个人对农民工的兴趣源于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乡镇企业化的，乡镇企业化在中国基本上现在已经不再提了，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了，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发展缺乏动力，所以我刚才想回应一下关于国家责任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差距特别大的，刚才上海市的经验和北京市的经验也好，应该是北京市和上海市政府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城市平均财力看一下，我们就会感觉到，不完全是上海才有农民工子弟，很小的像贵阳，或者贵阳下面的县级城市也有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怎么增加自己负担上面的责任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实际上应该说，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是，既然每一个学生不光是农民工子弟还是城市子弟，都有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他就应该有这个权利，我不管去哪个学校，我这个钱是跟着学校走，跟着我自己选择走，这样可能更好一点，这是一点想法。
第二、大家没有太多提到的，我对姚莉老师的问题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们国家从15—30岁之间的年轻人，大概初中毕业以后，大概有3000—4000万是没有工作的，包括有一部分人可能城市里面，受了小学教育，就是农民工子弟流落到城市了，还有另外有200多万全国有流浪人口，流浪人口应该是很特殊的群体，更没有家长的监护，目前的监护所和救助中心对他们提供是最基本的原则，来了就给一顿饭吃，洗个澡，这批人有三四千万的人口规模，将来怎么去适应和跟上社会建设的步伐，这个是怎么样加强流动人口子女在初中包括初中以后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如果完全还是依靠省市的政府的话我觉得也很难解决。
另外我刚才问了姚老师的问题也是，企业资助包括像大型的西门子什么资助当然是慈善行为，但是我相信责任可能更重要一点，现在讲究企业责任他有社会责任，主要是维护劳动法所要求的规定权利方面，企业应该更多的参与职业培训，我在德国留学过，我知道德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每个企业都应该有责任，政府也不让企业白干，可能会有一定的补贴制度，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从大学毕业到目前为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三年之内有200多万，我们教育制度保障确实很成问题，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义务教育阶段子女，这部分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初中这个阶段的流动人员子女怎么跟职业教育学校包括城市里面的职业教育学校，包括北京市有关的领导在这儿，职业教育怎么向流动人员子女开放，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研究的主题。
吴华：
我先说一下，我想谈三个问题，非常简短谈三个问题，我刚才听下来，从上午到下午，特别是下午，让我感到一件事情特别吃惊，什么事情比较吃惊呢？我们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李局长他的身份是官员，今天尽管来出席是一个多元的交流，他们的话谈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观点，但是是代表了政府的想法，就是今后义务教育当他发展，进一步发展以后，民办教育将会退出这个舞台，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没有理解错，而且因为这个观点，还不限于你们刚才提到的，我在更高层次的官员嘴巴里边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并且在很早以前他们就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教育部或者比教育部更高层次的官员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按说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想法非常正常，但是我还更吃惊的，听到了我们的姚董事长，姚校长他也有这个想法，他说等到什么时候我关门了，就是政府把这件事情都办好了，（插话：公益了，免费了，非盈利的），政府可以把这件事都办好，当然我就不用再来办了，大家都已经把这个全解决了。
接下去的话呢，让我再次感到吃惊的是我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他们也认为，让民间来办是事倍功半的，他说了很多的事情，接下去还有，我们的两位律师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认为这件事情呢，应该由政府来办这件事情，你政府承担责任，你就把这些事情都干下来，我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全由政府来办，对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这是大家一个很好的想法。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刚才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想，政府已经很有钱了，你财政收入很高了，我想恐怕是一个误区，是一个误解，你看见北京，看见丰台，看见海淀，也许他很有钱，我相信他这个钱也是不够的，我给你提供一个更一般性的数据，我们现在全国有32万所小学，5万多所初中，除了八万所新校点以外，这些学校再除去10%，要做到县级均衡，需要增加，额外增加至少6000亿，这个钱政府根本没有计划，他还没有这个想法，完全不是说这些东西全政府拿下来，如果要做到省级均衡，要1500亿以上，这些钱从哪里来，没有这个钱，这是一个。
即便你把房子都建成一样的，能解决均衡吗？不能解决均衡，每年要让教师城乡一致，每年要增加至少要增加1600亿以上，800万中小学教师，城乡差距增加两万，1600亿以上，有这个钱吗？没有这个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看了，国外也是如此。这个差距是现实差距，不是短期里边可以解决的，我想这还是一个公立的想法，我没有这个钱，现在恰恰是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他认为我已经很有钱了，所以我要卸磨杀驴了，你不要来捣乱了，我都能解决，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件事情。
即便你政府有钱了，是不是民办教育他就要退出呢？不是的。民办，因为在我们只要我们还搞市场经济，资源流动的内在要求，公办教育体系不能单独来承担的，所以还是必须要有民办教育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共同承担现代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他来满足多样化的需要，这个多样化包括家长，包括企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即便政府有钱了，他也绝对办不到像你这样好，因为他不可能如此的适应市场的信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倒希望你真的成为一个百年职校，要把你的品牌永久的打下去，我想这是第一个。
我们刚才对民办学校特别打工子弟学校认为他们赚钱，大家感到很恼火，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面要有一种新的观念，一种什么新的观念呢？民办与公办，我们做一个比方，公办是什么意思呢？公办就是我们在座的大家每个人都出钱办的学校，民办是什么呢？民办是在我们大家当中，还有少数人在这个之外，他额外再拿钱来办的学校，你认为这个学校有区别吗，尽管条件上有区别，你认为这个学生有区别吗，他一样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这些民办学校他们是额外对国家，对我们这个社会承担的责任，至于他赚钱，只要他是合法的，应该是他只要赚了钱，在一个合法的市场经济里面，他办得越好才能赚得越多，不要担心赚钱，只要他是公开透明规范的办学，只要他不损害学生和教师的利益，他赚钱我们为什么担心他赚钱呢？我倒觉得他能合法的赚钱，赚得多，说明他给社会的贡献更大，至于我们政府是不是因为他赚钱就不给他提供帮助，这是我上午忘记提的一个我倒觉得是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政府给他的钱不是给他这个校长，是给学生的，所以义务教育法是基于学生的权利，民办教育促进法是基于学校和政府的民事法律关系，义务教育法是基于政府和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基本。
关于合理回报，刚才周律师说了，合理回报同样道理，有同样的规定，你如果要合理回报，你必须先扣除结余部分25%，你要董事会决议，然后你要公告，然后你要上报，还有一点，如果同样还有一所学校比你办得更好，你不能比他们拿得更多，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
李永生：
我简单回应一下吴教授讲的内容，我赞成吴教授刚才讲的基本意思，但是我觉得吴教授可能刚才把今天所讨论的话题打工子弟学校和民办学校二者等同了，因为我和我们的海淀领导，我们在一起包括李局长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义务教育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咱们义务教育法很明确，但是现在在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人口的流动到城市里面，城乡二元结构，流动到城市里面以后，出现一种新的办学形式，就是打工子弟，目前来看，他不是真正的民办学校系列之内，他是一种怪生物，相对来说好像不太客气，不太尊重的这种。
民办教育我赞成刚才讲的，民办教育他要发展，他一定有作为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他必须有他存在的空间，因为人们的教育需求是多样的，政府所解决的是基本的。吴教授我和你的观点完全一致，今天我们讨论打工子弟学校，我个人认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打工子弟学校他完成了他历史那样一个作用以后，政府应该要给他一定的认可，以后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就应该全权负起他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余地。义务教育大家看，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办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常常都是倒闭，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再高收费，很多高收费的学校以后很多难以维计，你的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原动力没有。
我们现在基本上以北京为例，办得最好的最优质的还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我们现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原来发展比较好的，我们南阳的系列学校集团办得非常不错，后来因为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等等如此，包括他自身内部管理，轰然倒下。反映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可持续发展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侵犯了他原来的生存空间。
对于民办教育，我非常赞成吴教授刚才讲的。像丰台区已经做了探索，我们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委托某些民办学校进行承担义务教育的时候，按照生均定额和整个生均成本核算以后，一次性拨付，给你的经费，这样就解决了你在政府上面委托你办义务教育的责任，至于需要有余地，里面有余额，你可以对社会招聘，按照成本收费，政府不管，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刚才想回应这样一个情况，因此打工子弟学校我个人还是认为，到了一定程度应该要退出历史舞台。
回应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职业教育这个问题，职业教育实际上我认为，目前情况下，不是政府不让咱们办与不办的问题，不是政府不支持，从05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国务院推出这样一个决定以后，06年北京市，我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出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我们现在对职业教育入学的学生进行助学金，奖学金，最低是每个孩子一年是1200块钱，助学金，奖学金等等系列的支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每一个区县的职业高中包括中专招生都难以维计，大家想没想到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用人制度，用工制度，乃至我们现在的人才观念使然，试想在座的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孩子，除非孩子真的学习太不行了，才让孩子到职业高中，有几个领导的孩子在职业高中上学，为什么，我们现在讲招聘，干部来讲，你要硕士，硕士生不行，要博士，博士甚至要双博士。学历主义在我们国家从80年代以后走向了最高峰，历史的最高峰，唯学历施展的这种状况，使得我们国家用工制度产生了极度的变异，使得大家认为职业教育认为他可能是社会教育当中，乃至职业生涯当中一个不被大家重视，甚至认为你上职业高中是没有发展的，我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数字，姚校长讲的过程当中，我是管职业教育的，我六个校区三个职业学校，一个是国家级重点，一个是省部级重点，一个是普通学校，连续三年就业率是100%，只要你来肯定能就业，在北京，我不保证地方上面，在北京肯定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就业率，我们现在招生是非常困难的，简单的说，一句话，不是政府不支持，是社会和我们的老百姓的心理不认同职业教育。
李秉中：
我说两句话，一句话是咱们讨论流入地流出地谁为主的问题，能不能把这个我们转移到都是应该国家负责的问题，什么时候国家来负责，我们在这里就解决很多问题了。主要是谁出钱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大脑他应该向神经末梢输送血，如果不向神经末梢输送血，把神经末梢血都抽到大脑上，就要得脑溢血了，手脚发麻，四肢冰凉，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即使我们国家完全达到了均衡的政府为主办义务教育的时候，我相信，民办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你不可能公进了民都退出去，我不赞成这个观点，美国、英国、日本也好，民间办学的义务教育，仍然是如火如荼，这是发达国家经验证明的，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靠一刀切的政策搞干净，这是我第二个观点。
我说清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担心政府的钱给到老板兜里去了，我明确的跟各位讲，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贵阳市去年我拿800万，市长说8万农民工子弟一人给一百块钱，好，掏，直接发给学生本人，获得很多市场效益。去年年底说，明年我们给生均公用经费，市长说什么叫公用经费，我说就是公办给多少民办给多少，公办的是1600万，市长说拿，1600万拿了，我给规定，300块钱小学生，100块钱顶你的直接给学生少收学生100块钱，让学生享受去年的相对待遇，直接顶上100块钱，再有100多一点我给老师上保险，还剩下点钱，我给你买易耗品，你提出的易耗品，我给你改善环境，我不给你填硬件设备，这就完了。大家不要担心，当然我也给他提供钱，我提供什么钱，个人出资举办的开办的贷款开办的学校，我给你贴息，我拿300万给他贴息，是两笔钱。
张：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天有个问题，北京有个策略，学生有证的，北京小学一年补助160，初中260，这个补助下来，计划免除孩子的学费，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下来，这个钱真补下来，老师的福利保障校长还办不了，必须要达到什么程度。像上海这样，校长敢不给老师提供吗，有监管，杭州一个学生补助800块钱，杭州年薪一万五到三万。
提出的问题，大家要呼吁，北京市政府对农民工的资助力度咱们要共同呼吁，要加大，至于财务监管，朱科长、李局长，还有李主任都在这儿，政府监督民工子弟学校的财务问题，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不是太难的，就是说像公办学校，收支两条线不就行了吗？财务力度那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呼吁，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真正依法实行义务教育。
昌平打工子弟学校老师：
上个星期我参加了论坛，我听到一些官方的数字，我有点个人的看法。据某政府官员的报告说，北京市打工子弟学生在北京公立学校的就读率为65%，但是我通过四年和NGO的合作，还有我自己的走访，我不完全统计就敢确定在北京的流动儿童有30万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我想说的事情，还是我们老师的问题，就是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好多的东西，让我们老师惶恐不安，这是真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当然我上次也说过，我是一个师范类的大学毕业生，我有毕业证，也有教师资格证，但是很多老师没有，今年的一些政策让老师们感觉到心中惶恐不安，本来那种高负荷的工作，加上社会上的一些风言风语，使得老师们变得很脆弱。我周围的学校，昌平区很多学校老师我都走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很黯然，我之所以留下来，也是受到了我们老教师打动，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像王春华老师，他本来在老家民办学校的教师，来北京，我们都真的很不容易。我前一段时间篡改了陶行知老先生的一句话，我说这些老师是不是真的捧着一颗心来，带着一身病去，这真是事实。如果这样的话对这些老师太不公平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我的方式给大家一些呼声，这是我代表我们学校老师，代表所有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向在座提出的一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何去何从，他们没有任何保障，我真的感到爱莫能助，像我们学校，就我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经不起生活中任何一次意外。
姚莉：
刚才各位老师说的都特别好，我也特别受启发，我想说一句，当我们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变成世界上一个强国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谈教育，我们不能让有些人因为贫穷，因为户籍，因为某种他自己不能选择的原因，最后去被迫的进行选择。
我同意周律师的话，我们尊重每个人有教育的选择权，这非常重要，你愿意上什么学校，有贵族学校，有高收费的学校，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些人因为我们原来的教育不太合适的话，某些政策的缺失或者因为国立的不足，而被迫选择进入了在城乡边缘，在不安全不完善的环境下，接受这种没有得到法律保障的教育。我觉得这个问题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我认为李局长说的义务教育，国家应该管起来。对我们这个贫穷群体，我觉得说弱势群体都不合适，都是对这些人的不尊重，他们并不弱，只不过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城市里很多人不同，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谈的，免费的职业教育，也呼吁的是对这些人。
说实在的，百年职校如果办得好，如果有更多的高收费的职业学校能培养出更顶尖的人才出来，应该大量发展。为了解决某些贫穷家庭的问题，我们政府应该用免费的教育给他们一个出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永远都觉得是一种耻辱。我今天说的感觉是在国外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我们跟人自豪介绍我们学校的时候，我得到的回答是大家茫然的看着我，说为什么你们来做这件事，政府在做什么，我们当时听完了以后觉得，我们的责任作为NGO组织，作为各种基金会的责任应该是推动这些事情，而不是自己全部依靠这些组织来做，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指的是我们现在面对这些贫困家庭的这些人的教育，我认为在这里，还是呼吁政府应该把这件事管起来。
张校长我知道，他的学校办得非常好，张校长的学校应该办得越来越高收费，理直气壮的去挣钱，而不是说你面对那些贫穷的人，你根本不好意思收他的钱。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校长根本没有办法收这些人的钱，我们调整以后，张校长的学校你有好的师资，你培训好了，你完全可以面对农民工也好，没准把外国的孩子都收过来，就是高收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教育的希望。
主持人：
我觉得今天是我主持过那么多次会议里面，我最为兴奋的一次，今天有很多的突破，一个是你看今天是礼拜天，几乎会场结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还在，我们很多会议开到中午以后，很多人都不见了。更高兴的是，我们这些来自三个省市的教育部门的这些主管的官员，他们从头到尾的参与，这也是过去会议里面很少发现的一些现象，他们一般报告完了就走。最开始他们是代表政府的方面来发言，我想到下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代表个人的一些观点来跟我们大家一块讨论沟通，我觉得特别高兴。
今天特别好的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我觉得是非常充分的，我们有学生，主办者，学者专家，NGO，还有包括与会的这些学校里面的老师，还有这些NGO各个力量都参与在这里面，观点都充分的表达出来。我好几次都很想说我不要当主持人了，我也想发言，跟大家一块讨论，但是贺主编给我这样大的一个责任，我聆听大家的观点，我觉得我今天非常感谢在座所有的朋友，大家这么关注这样的问题，提出了那么多的宝贵意见，以及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说出来，我相信，在这样子的论坛的这样一个开放空间，我觉得大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思路，我相信对未来我们解决或者呼吁在这些方面问题，应该是提出了很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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