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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今天我觉得我的兴奋不再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参与，也看到整个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 我从1998年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同时做调研。从今天来看，我们会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可能是基础教育最薄弱的一个部分，可是如果从历史进程来看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事实上，这十年在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记得十年以前，98年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做调查时，对这个群体的现状基本上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学生，到底有多少学校，这些学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我记得在我们最开始做调查的时候，我的学生找不到这样的学校，我们也不知道学校在哪里，我们采取的是滚雪球式的方式，骑着脚踏车在城乡结合处看到哪里有红旗飘飘的地方，猜那个地方大概有学校。在当时现状不了解，到今天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来自这么多省市教育局的局长，不像过去回避，不闻不问，他们不但有作为，甚至谈出经验。这样一些积极的探索，是非常大的变化。政策上，也是在97年的时候，除了一个暂行办法，就是说可以设立简易学校这样的一个制度法规，到后来的“两为主”政策，到一视同仁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这样一些原则性政策法规的出台，我相信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发展。
这十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关注热点这个问题事实上不断被关注。在免费教育的背景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的免费教育问题应该如何落实，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最热门，或者是最被关注的一个方向。
此外，我把最近我所知道的，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
第一、入学问题，就是有关教育质量、师资问题。农民工学校教师的流动性特别大，很多学校一年的师资流动1/3，甚至1/2。为什么会师资的流动性那么大？可能跟免费教育的背景有关系，因为农民工学校经费有限，老师的工资非常低。最近有一些项目，给老师提供培训，同时也倡导教师的待遇。
如何稳定教师队伍，有两个最近比较被关注的问题，第一是如何提高老师的工资，学校的经费从哪里来。香港苗圃基金会在提高老师工资待遇问题上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探索。 第二是关于老师的权利的问题。据我们了解，许多农民工学校没有跟学校老师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保方面的权益保障。所以香港描图基金会的项目里，不但提高了老师的工资，同时也倡导对老师权利的保障。我相信这些探索性的做法，对老师的稳定性，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对老师进行培训才有更进一步的意义。
这个项目同时也探索了学校公益化的问题，这也跟免费教育有非常大的联系。政府如何给这类学校投入，涉及到这些学校的合理回报是什么，学校财务如何透明化和公益化。在教学质量方面有关打工子弟学校的课程的问题，有关课程衔接的问题，例如在北京，或者大城市里面，跟全国的人教版课程的衔接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是比较细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除了学校以外，一些校外的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问题，也是大家最近普遍所关注的一些问题。
我们关注的群体可能不只是在学校的这些农民工的子女。毕业的学生已经走入社会，已经成为城市里面新一代的劳动大军。我们还应当关注义务教育以后，他们继续上高中的问题，他们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以及就业的问题，
由于时间有限，我简单的把这个趋势扔出，抛砖引玉。作为主持人，我就开始我今天的主持的工作。
首先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现状与问题，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北京京华希望学校的校长方原，他代表打工子弟学校这个群体来发言，他的题目是“我们的孩子也要享受免费教育”。京华学校在北京朝阳区，2000年开始创办，已经获得了办学许可证。这个学校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我们现在欢迎方原校长。
京华希望学校校长方原：
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目前我们面临的两个困惑，第二、所留下的问题。第一个困惑，随着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完成，大型建筑工程逐渐减少，农民工就业问题和收入问题压力越来越大，又加上在农村或者说很多公办学校的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家长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送回老家过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几年，孩子没人管，没人问，又不得不接到自己身边。当接回自己身边的时候，这个孩子与亲生父母无法沟通。所以当家长重新把孩子交给学校，我们如何教育，如何管理。于是乎给家长留下了一个困惑，那就是在北京上学，经济压力大，送回老家来回折腾，孩子越来越坏，怎么办？
第二个困惑是学校面临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师工资待遇的逐渐提高和每个学校租房的租金逐渐提高，又加上生源逐渐减少，于是学校想再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就成为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得不提高收费标准，一个学校提高收费标准会造成自己学校生源大力流失，于是导致几个学校联合起来提高收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此也造成了一个误导，在人们心目当中都认为，哪个学校收费高，这个学校就是好学校，我在这里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咱们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为农民工服务，哪个学校给予孩子越多，哪个学校应该是越好，而不是应该哪个学校的收费越高就是越好的。但是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本身就是农民工，他就是从农民工起步的，所以学校的资源从哪儿来，这就在我们面前形成了一个困惑。
在两个困惑之下，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流动人口子女的孩子流失社会，没有接受很好教育条件，孩子最终在社会上从事违法乱纪行为。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在精疲力尽的情况下，如何办学，如何搞好农民工的教育。我也是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去年我接触了蓝度公益基金会，他们想把我学校拿出来，从个人举办的民办学校转变为公益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我当时非常矛盾，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学校，就像我的亲生孩子一样，我怎么舍得把他拿出来呢？最终的选择是我面对这么多孩子，想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于是我做出了决定，把我的学校改成公益性的打工子弟学校，目的就是让这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也希望社会的资源大量的进入，为我们的孩子真正提供一个受教育的平台。希望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为农民工的教育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主任吴霓主任：
非常高兴在这儿跟大家就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交流，最近有两个比较大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说正在进行之中，一是由国务院开始实施，正在进行制定的国家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这项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负责的专题就是促进教育公平的研究，促进教育公平的研究就牵扯到农民工子女教育。我们制定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也考虑到怎么结合当前实际和教育改革的未来趋势，把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到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想在会上听取这样一些意见，作为制定这个规划的一个背景参考。
另外一个重要事情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十七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农村土地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的实施，可能会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会是我们未来社会发展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两个背景，为我们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供了立场和角度。我们这个部门一方面承担国家调研决策参考这样一个责任，同时也从研究角度来发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过程当中，政府、学校和社会在这方面有些什么经验，出现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们力图通过这样的途径，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发展环境，这是我们现在的角度，也是我来这个论坛跟大家交流的目的之一。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里两为主政策出台之后，到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案把接纳到非户籍居住地进行上学的儿童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范畴，上升到法律层面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作为政府的一项法律纳入到法律监管范畴，在这个范畴下，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在全国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调研，选取了三类城市，大中小三类城市，大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中等城市主要是一些地级城市，还有一些小城市、县级城市。我们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调研，调研发现，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也就是说大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在两为主政策下，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为主的比例应该是多少？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我们调研发现，在大城市达到为主还是比较困难，有些城市达到了，有些城市没有达到。中等城市问题要稍微好一些，基本上都已经纳入到公办学校为主的管理范畴，小城市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小城市稍微有点特殊的就是浙江义乌，因为它是一个小商品批发城市，流动人口比较多，当地的公办学校接纳起来非常困难。这里存在着农民工子女学校，也存在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所以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还没有达到一半。
从整体情况来看到，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主要是存在大城市。大家都在抠两为主政策，以政府管理公办学校接纳，只要这一块做不到，大家批评意见比较多。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两为主政策，才能为农民工子女问题解决铺平一个平坦的道路。07年改革里面，关于两为主政策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忽略了，即：采取多种形式解决。这是解决两为主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基础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问题，八十年代之前，财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八十年代之后，在九十年代时期，随着中央财政体制的改革，义务教育财政体系是以乡统筹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形式来解决。我们在1996年的调研数据来看，乡县财政解决义务教育的比例是50%多一点，其他50%是农村的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学杂费捐资等等。这就是那时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体系。到2000年税费改革开始之后，逐渐取消农村的教育费附加或者教育集资之后，这部分的经费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也就是到2003年开始实施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财政体系。教育经费上升到县，在很多贫困的地方，这个经费还是比较困难。也就是说，过去的义务教育，包括到现在为止，是属地管理的原则，带来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流动到另外一个城市之后，特别是跨区域流动之后，这部分经费不能解决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国家财政体系这样的情况，要在短时期内得到改革非常困难。现在开始的城市免除学杂费这个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在城市开始实施之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怎么来保证？这也是我们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讲这个例子，就是要为大家提供一个背景，怎么来理性认识这样两为主政策，目前这个情况还是客观存在，需要我们通过改革的思维来解决它，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包括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强调流入地政府和流入地公办学校的责任，但缺失了对流出地责任的规定。也就是农民工子女或者农民工流出地的责任没有在政策文件或者是法律上规定，这就带来了一个困难，流出地在接纳和解决这部分人口上学的问题上，无法统筹解决这些问题，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来，明天有多少人走，造成在城市教育布局里面来规划学校很困难。所以流出地政府的责任缺失，是我们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一个最大障碍。要逐渐强化流出地政府统计、传递关于流动人口的信息的责任，使流入地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
第二个缺失，就是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里谈到的“多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解决”也被忽略了，这就造成现在工作中有一些责任的缺失。责任的缺失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学校的问题解决，或者再上升更高位上来看，也是忽略了或者说轻视了民办教育在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带来对农民工子女学校在解决和补充公办学校接纳不足这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第三、要辩证理解两为主政策。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是多形式的为主，不一定把农民工子女全部接入到公办学校就完全落实了两为主政策。以政府统筹和政府协调，从而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补贴，也是两为主政策的非常重要体现。辩证理解两为主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待问题。我们除了用历史眼光辩证来看，还要以现实和未来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平等对话的平台，共同在一个和谐的氛围内解决问题。
陈军：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大家好，吴老师谈到流出地政府没支持打工子女教育，我认为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应该完全由城市政府来进行财政支持。因为这么多打工人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应该呼吁城市政府去尽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张歌真：
大家好。农民工子女经费问题，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一直在扯皮，这个问题由城市政府解决，国家已经有定论。流动人口数据统计，在流出地统计不太好统计，在流入地统计很简单，到打工子弟学校去就可以了。另外，我认为进城农民工的孩子全国都应该免费，这是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我们要强调呼吁要让所有的进城农民工孩子享受义务教育。
主持人：
我们讨论是一个非常平等的沟通平台，张校长是代表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从农民工的权益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观点，为难吴主任对这方面做一定的解释。
吴霓：
第一位可能我刚刚没说清楚，我觉得流出地政府的责任，我主要是指他的信息责任，就是说你有多少人出来了，多少人流动到什么地方去，在流出地非常好统计，因为到家里一了解就能清楚，这样还避免了流动人口失学和辍学问题。强化流出地政府责任，主要是在流出地的相关信息的责任。
至于经费让流出地政府承担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是怎么保证在流动的过程中这部分经费的问题。以为流动人口的流动信息掌握不了，经费拨付就存在困难。现在我们强调在全国建电子学籍，但全国联网的电子学籍还没有，学生或者适龄流动儿童到哪儿去了，政府和学校很难掌握，就造成一个困难，中央财政补贴的那部分经费怎么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能够到不同的学校。这一块现在比较困难。所以这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些困难可能一时还不能解决。包括刚才张校长谈到的，城市免除义务教育杂费之后，这部分孩子能否享受的问题，国家已经明确规定应由城市政府来解决这块，而在执行过程当中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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