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品改革的实施
当公众对政策改革的喜好和理解相对不成熟时，“利益集团尤其具有影响力”是韩国医疗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
例如，当国会通过一个改革法案后，一些重要的实施决策成了医生试图影响的目标。医生们组织了一系列的罢工，他们成了药品改革的主要障碍。由医生组织的罢工使医疗卫生系统陷入瘫痪，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医院只占医院系统的10%左右，一系列全国性的罢工后，医生在政策决策中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医生迫使政府改变最初的药品改革方案。医生抵制非专利药处方，保护他们开专利药的权力，增加处方药对非处方药的比例，并推翻了政府将注射药物纳入改革方案的计划。最值得注意的是，医生罢工驱使政府将医生费（physicianfees）提高了44%，以此补偿药品改革导致的收入损失，而这促成了2001年全国范围的医疗保险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制药行业在药品改革中只充当了一个次要角色。改革前，医生偏好能带来更高差价的药品，高质量的药品并不一定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内制药行业形成了独特而又缺乏效率的结构：虽然有450多家制药商，但三分之二的制药商是雇员不足百人、研发能力很低的小公司。由于药品改革会引导医生开高质量的药品，许多小企业会退出市场，国内制药公司的市场份额预期会降低。尽管药品改革对国内制药商来说更多的是威胁而不是机遇，但他们是分散的，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反对政府。
反对药品改革的罢工增加了医生的政治谈判能力，使他们主导了支付改革的过程。医生成功地推翻了政府试图把基于诊断关联群（DRG）的支付制度推广至所有医疗机构的计划。
药品改革的影响
目前的新政策似乎不太可能改变医生的行为以及药品支出的增长势头。当前的药品改革方案（特别是专利药处方原则）授予了医生太大的权力，明显限制了非专利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医药分离虽然降低了医生多开药的动机，但却没有鼓励他们开有成本效益的药。药品改革实施后，韩国医生用更昂贵的专利药代替非专利药和低价药。例如，处方中高价药的比例在 2000年是 29.80%，2001年增加至37.48%，2002年1月增加至38.54%。由于病人会看到处方，医生可能会认为开高价格专利药 对病人来说意味着高质量处方。
即使在医药已经分离的发达国家，医生在药品选择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医药分离不是控制药品支出的充分条件，但医药分离是韩国政府实施有效的药品政策的第一步。
医药不分导致医生行为长期扭曲（譬如开药过多），医生开处方的行为规范可能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即便药品政策发生了变化，也很难影响到医生的处方模式。药品的使用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韩国非常流行的传统医学并没有医药分离，当病人去医生诊所就诊时，看病几乎总是要开处方。
尽管药品改革对医生收入有一个大而突然的负影响，但增强了医生在临床决策上的讨价还价能力。药剂师开药现在是违法的，医生独占了开药权。由于游戏规则的改变，药剂师倾向于在靠近医生诊所的地方开药房。医生和药房可能会串谋，医生会引导病人去串谋的药房拿药。医生和药剂师的串谋削弱了新药品政策的好处，助长了药品支出的增长。
医药分离似乎对药品制造商也有好处，因为医生喜欢高品质的专利药，由此大企业和全球制造商增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药品改革被引入后，制药企业的规模越大，市场营销的费用增加越多。
药品改革的最新变化
然而，即使在医药分离的药品改革之后，药品支出还在继续快速增长。2006年5月，韩国政府引进了新的政策措施以控制药品支出。其中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价格谈判和肯定列表制度（positive listing）。
药品定价
以前，用保险偿付的新药价格定在7个国家的平均水平（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和日本）上。更具体地说，创新性新药，其价格是平均制造成本（定价的65%）加上增值税和经销商的利润。对于非创新药品，价格定在类似国产药或前述7国相同或类似药的平均水平上。以前的定价机制遭到诟病的原因在于，很难从疗效、低价等方面区分创新药和非创新药。同时，这一定价机制往往导致药价定得过高，因为药价的制定是依据富裕国家的挂牌价格而不是实际（交易）价格。
为了控制药品支出，政府决定改革药品定价。韩国国家医疗保险公司作为买家，与药品制造商就药价进行讨价还价，而不是依据公式定价。在议价过程中，韩国国家医疗保险公司会考虑市场的规模、药品的替代性、对医疗保险的影响等。此外，还会考虑已消费的或即将消费的药品量（定价时考虑消费量）。一旦药品被列入采购表，药品制造商需要呈报他们的预计销量。如果药品实际销量远大于预计销量，则要降价。正式采用议价方式，加强了韩国国家医疗保险公司在医药政策方面的作用。
在新的定价方案下，一旦药品专利到期，就会以非专利药身份进入市场，其价格会降到以前水平的80%。第1类非专利药价格设定在之前原创药价格的85%或68%，第2至5类非专利药的价格设定在第1类非专利药价格的8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