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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二级医疗服务机构（医院）的组织模式多种多样，也绝非公立机构占主导。即使是在公立机构占主导的国家，引入市场机制、走向所谓‘有管理的竞争’，也是改革的共同走向。”
市场体制完善的过程首先意味着一整套游戏规则的完善，而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游戏规则中必定扮演重要的角色。
“问题其实在于公立医院占据了垄断地位。”顾昕认为，垄断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使得政府医院吸取了大量资源。
他还认为，将医改“不成功”归咎于“市场化”，“往往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持一种二元对立的立场，仿佛强化国家的干预必定意味着市场化的中止，从而忽略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恰恰是以市场参与者而不是市场取代者的身份，来干预医疗体制的运作。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市场体制的发展，或者说市场化的过程，绝对不是市场进、国家退的‘零和博弈’过程；恰恰相反，市场体制完善的过程首先意味着一整套游戏规则的完善，而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游戏规则中必定扮演重要的角色。”
2009年3月2日，《中国医院院长》分别联系了这两位“政府主导派”和“市场派”的专家。在获悉采访话题后，李玲教授婉拒了采访。而顾昕教授则坚持了他一贯以来的观点。他认为，医疗服务应该多元化，同时医保付费制度要进行改革，所有的医院，无论所有制，都应该在公平的条件下竞争医保的费用。
绕不开的“管办分离”
和专家们的理论剖析不一样，从实践出发的孙启银则说：“他在全国投资的多家医院中，无锡那家医院的处境最好，“因为无锡实行了‘管办分离’。”
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斌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问题。政府既是赛场上的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政府在保证大型医院资源补充的同时，其实是伤害了那些没有国家资源支持的，但在竞争机制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在效率可能更高，在资源动员能力上可能更强的民营医疗的发展。”
张斌认为，“政府需要把职能明确。民间市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能够通过竞争提供更好、更便宜的服务，政府只需搞好行业的监管规制工作就行了，没有必要进入到医院的实际经营管理当中。”同时，“政府的钱确实需要花，但是这个钱不应该用来作投资，而是应该想着给穷人做医保，做社保，做最低生活保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此，曾在卫生部主持医政工作的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并不认同。“说这话的人是不懂医疗。”于宗河说，“医疗的竞争需要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民营医院就是为了给老板赚钱，没病说成有病，多给你做检查，这和公家医院给自己创收还不一样。公家医院创收是为了维持一下运转，自己提高一下待遇。性质不完全一样。”
而张斌的观点则针锋相对：“这个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所有的企业都唯利是图。但唯利是图的后果是提供了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让大家得利。我们提市场经济体制那一天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利用这种唯利是图来做好市场经济。国有企业难道不唯利是图，不收高价？”
中国经济的新出路
一位医改争论的参与者曾经说过，“从中国踏上市场化道路的那一天起，逻辑相同的争论就从一个领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从粮食到金融，现在是医疗。”而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这场金融危机似乎会加剧医疗市场化争论的迫切性。
2008年9月，张斌撰文指出，放开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
“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不协调。制造业太大的后果是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只能出口，接下来就是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货币泛滥和通胀。除此以外，还有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过度消耗能源和环境资源、以及陷入国际产业分工低端陷阱等不利影响。服务业太小的后果是消费不足，人们对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电信和金融等服务业有消费意愿，但很难获得物美价廉的供给，问题不在需求方，而在供给方。”
张斌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启动内需，二是启动私人的投资。而医疗产业就是这两者最好的结合点。
“不要小看服务业相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医院、学校和公共交通等产业都能带动大规模的人力和资本投入。例如，一个中等规模的高质量医院涉及的投资是数亿元，而中国数以千百计的城市中普遍缺少质优价廉的医院。不仅如此，与医院同时兴起的还有制药、医疗保险、职业教育和房地产等众多产业。收益不仅在于短期，这些投资会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交易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夯实基础。”
“同时还能促进消费。因为如果有更多的私人部门加入到医疗服务行业，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医疗服务，更好的竞争，更低的价格和质量更高的服务，这变相提高了居民的真实收入和消费欲望。”张斌说，“这是真正的能够解决现在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而政府花钱只能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站在一个更不平等的路上，把很多民营企业挤死。
不过，张斌也承认，包括医疗在内的服务业的放开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这需要放开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电信和金融等部门的行业准入大门和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
“它需要打破诸多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这也是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张斌说。
上世纪80年代，一些福建莆田东庄镇人靠着一份治疗皮肤病的秘方找到了致富捷径。 到了90年代，这些敏锐的“医生”又发现了性病治疗的缝隙市场。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
此后，随着媒体的曝光和卫生部门监管力度加强，这些游医性病诊所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各种“送子医院”、“女子医院”、“男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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