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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院长变成CEO
公立医院的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涉及医院管理机构的改革。
时代周报：公立医院法人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顾昕：所有医院均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是其核心，由医院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公立医院的原主管部门，可以作为其投资方或者公众的代表，进入理事会。其实这就是卫生行政部门继续管公立医院的一种方式。卫生行政部门总是担心“管办分开”会让公立医院变成脱缰的野马，这是不必要的。
医院的管理层，由理事会选聘并且向理事会负责。医院管理者不再是干部，而是职业管理者，自然不会操心其行政级别，而是会真正关心其管理的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公立医院走向法人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适宜的市场定位。某些公立医院或许会选择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在全国各地发展出连锁型的品牌医院；另一些医院或许会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将其门诊部下沉到社区；还有一些医院或许会向专科发展，以独有的医术来竞争转诊病人；少数医院或许还会同医疗保险机构合作，学习美国式“管理型医疗”的模式，为民众提供从医疗保障、健康关怀到医疗服务等一揽子服务。
同时，医师成为自由职业者。大家与医疗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医师们的价值，由劳动合同的具体条款来体现。在这样的情形下，医师们多点执业也就合理合法了。当然，具体到医师个人，是否需要多点执业，完全是其与签约机构自由选择的结果。
时代周报：院长走“职业管理人”的路子，该如何实现？
廖新波：随着社会的进步，管理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医院的管理也是一样，需要有管理知识的“医家”来管理。事实上，专家治院是伪命题，所谓“内行管理内行”也是一个伪命题。试问一下，是否院士就可以当院长呢？或者院士就一定当院长呢？再说，什么是内行？外科懂得儿科吗？尤其是专业的分工越来细，专家越来越专，当然也有全科“都懂”的“专家”，全科都懂，可能就不是专家了。
管理是一门科学，而且是很重要的科学，科学的科学！如果，“专家”不努力学习管理知识，深入医院的各个层面去了解问题和解决，或者只是发展自己的专业，不对整个医院的战略和战术进行研究，能把医院搞好吗？当然也可以有像“国家主席”一样的院长，但是具体的管理由专注管理的人去管。
时代周报：新医改方案可能将探索医师多点执业，并拟定广东为试点省份，如果获批，在广东注册的医生包括香港、澳门的医生将被允许在广东范围内行医。那么，未来广东的医生是否也可以“走穴”香港呢？
廖新波：未来一定是可以的，关键是这个未来有多长的时间。“多点执业”不是乱执业，是方便资源的合理流动，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至于，你是否可以在一个医院行医，还得有用人合同，不然医院能有秩序吗？
可能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多点执业”就可以“炒”院长了，其实不然！如果院长觉得你经常不在医院，又没有得到院规的许可，院长还能用你吗？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还有机会晋升吗？
只要对患者、对医生、对医院有利的，都可以采纳试点。
“以药养医”的终结者
“以药养医”这一个怪现象的产生，绝不能归结为医生的黑心，而是不当的制度。当医生不能靠医术体面地生存，“以药养医”便应运而生。
时代周报：公立医疗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即医疗服务收费、药品出售利润和政府财政补助。新医改方案将逐步取消15%的药品加成，医院的这部分收入将如何弥补？
顾昕：首先，“以药养医”的存在是奇怪的现象，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其次，这一个怪现象的产生，绝不能归结为医生的黑心，而是不当的制度。当医生不能靠医术体面地生存，“以药养医”便应运而生。正式的游戏规则管制医疗机构药品出售的利润率，即15%的差价，医疗机构显然没有任何动力去关注药品的性价比。很显然，医院药品进价越高，其收入就越高。谁会同“钱”过不去呢？
根据新医改方案，公立医院不再“以药养医”之后，其药品出售收入损失的补偿途经有三条：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收费、增加政府财政补助。
具体来看，如果未来3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维持在8500亿元，那么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即便有所增加，也是杯水车薪。因此，第三条补偿途径看起来是一个画饼。
调整医疗服务收费其实就是调高医疗服务收费。这是正确的，应该这样。但是，如果其他的事情不先搞好，例如不先把全民医保搞起来，先调高医疗服务收费，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老百姓不高兴了嘛！因此，新医改要考虑具体改革措施的次序问题。
“增设药事服务费”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很难说。很多人都表示担心。我注意到，就连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同志都对此“捏了一把汗”。只要医药企业的回扣现象依然存在，设立药事服务费这条堤坝，就不一定可以堵住“以药养医”的制度漏洞。
廖新波：广东在深圳、湛江、韶关首先推行取消药品加成，这个消息一出，世人都认为广东已经在做了，已经做得很好。所以，我所到之处，大家都在问：“你们走在前面了，怎么样？”事实上，根本推行不起来。因为，试点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市能够解决的。在湛江和韶关试点，是否需要广东省来协调，是否单是一个物价部门或者一个发改委就能决定的，当然不是。
时代周报：药事服务费的提出，是希望医疗机构不开高价药，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但很多反驳观点认为，药事服务费无法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
顾昕：是的。我本人对这项措施极其不赞成。第一，果真这样处理，大处方将会分解成小处方。第二，倘若回扣现象依然存在，则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医疗机构仍将不关心药品的性价比，医生们继续开贵的药。其实，关键在于，医疗机构和医师们还是没有内在的动力，自觉自愿地抵制药品回扣。
廖新波：关于药事费的解读，一个关键就是如何解决药品生产、研发和流通的市场属性。药品的生产流通是由市场来调节的，而药品的使用又是一个非市场化，所以两个不可同日而语，不可能用一个政策来衡量。需要政府制定一个非扭曲的政策环境来干预。
从根本上，降低药品加成目的目的想通过一个良好市场的机制来调节，市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质量好的、价格合理的药品脱颖而出。但实际上，有很多的做法适得其反，使一些有效安全的药品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使用。所以在药事服务费方面，我认为是非常之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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