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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隆：在南非，同性恋，尤其是女同性恋，常常面临暴力威胁。南非性侵犯率本来就高。很多男人认为他们可以对女人为所欲为。在很多乡村，女同性恋者若公开自己的身份，男性就会用暴力发泄不满。
1994年，南非在宪法里规定同性恋享有和其他人同等的权利。此后又有很多其他规定来保证这一法律得以施行，其中包括同性婚姻。南非是目前世界上批准同性婚姻的5个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对同性恋给予很多包容的国家，但另一方面，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在法律上有规定并不意味着社会上的偏见被一扫而空了。
人物周刊：处于贫困线的南非人使用避孕套的情况如何？他们有钱支付吗？或者习惯上说，他们不喜欢用？
卡梅隆：西方人从他们的角度，对此颇多指摘，他们说，“为什么南非人不采取更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我认为这种观念很有问题。拿吸烟举例。1951年有医学家发表文章，称吸烟会导致癌症。有将近10年时间，没人把他说的当回事，除了他的几位同事。直到1960年代人们才开始接受这一论断，而美国烟民的比例从20%～30%下降到10%左右则用了近半个世纪。我的意思是，医学界发起的这些倡导、运动，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人的观念。简单地要求南非人改变他们的性行为，更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误解。
南非人确实不太爱用避孕套，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在用，对防止HIV感染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欧洲，很多人没有在性行为时戴避孕套的习惯，只是他们感染的几率小一些。在非洲，未加保护的性行为导致感染的几率要大很多。所以实际上各个地方的性行为模式差别不大，但人的抵抗力、致病的概率却很不一样。
人物周刊：在您宣布自己是艾滋病人后，“我没有因为得艾滋病奄奄一息，我只是和艾滋病共生”这个说法流行起来。为什么您强调“共生”？
卡梅隆：我想强调艾滋病的可控制性、可治疗性。即便研究和治疗艾滋病的医生，很多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服用药物快12年了，身体状况很好。我喜欢爬山，经常骑自行车。人们普遍认为艾滋病患者应该弱不禁风、状态很差。并不是这样。抗病毒药物能帮助我们活得健康、精力充沛。我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人物周刊：这些药品贵不贵？
卡梅隆：我吃的这种是一个月40美元左右，还可以更低。这样的药现在很容易买到，在中国也有。但我刚开始服药的阶段，药品是贵得离谱的，企业的理由是：用利润来开发新药，以拯救更多的病人。荒唐！你置3000万奄奄一息的非洲HIV感染者于不顾，还声称要救治别人。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后来他们自觉理亏，改变了态度。要知道，制药的成本很低廉，企业漫天要价是无耻的。曾经有人说我们没办法解决非洲3000万人的艾滋病问题。现在药物不再是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姆贝基干脆拒绝承认艾滋病是一种病毒导致的传染病。
我能活70、75，也许80岁
人物周刊：和政府打交道您讲求策略吗？
卡梅隆：既要有斗争，也要有妥协。有时在一些演讲、集会、活动过程中，我很有攻击性，不过我的性格不是咄咄逼人、非致人于死地不可的那种。
人物周刊：反对政府给你带来麻烦了吗？
卡梅隆：因为公开反对姆贝基在艾滋病问题上的政策，我的职业生涯基本上止步不前了。（当然现在他已经离职了，很多人说也许我又有升职机会了。）还有一些政界人物对我颇有微词。在公开场合碰到内阁成员或政府要人，偶尔会有人不愿和我同处一室，但大多数人还是会以礼相待。
人物周刊：您兼具病人和法官双重身份，如何保证自己在处理案件时的公正性？
卡梅隆：这要视具体的案件而定。如果是关于治疗艾滋病的案子，我不会参与。但涉及歧视艾滋病人的案子我不会坐视不管。就好像你不能因为一个法官是黑人而禁止他审理种族歧视案件，对吗？
人物周刊：在北大和学生交流时，您的报告里着重谈了司法独立问题。不过现场没有形成活跃的互动，您意外吗？
卡梅隆：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北大我都强调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学生们的发言没有涉及这个话题，也没有提相关问题。其实这很重要。如果南非没有司法独立，我们就不可能挑战总统的艾滋病政策，政府一定不会同意向感染者免费发放抗病毒药物。我不想只谈艾滋病，我希望和中国学生一起探讨社会机构、司法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能发挥多大作用。
人物周刊：您一直对HIV病毒检测持谨慎态度。据了解，在中国的少数医院，医生在给病人动一些不太大的手术时，也会要求病人先做HIV的检测，目的是保证医生的安全。您觉得在保护病人隐私和保护医生安全间该如何平衡？
卡梅隆：HIV检测一直是两难的问题，它可能给结果是阳性的人带来社会歧视。那种出于保护医务工作者意图的检测，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任何时候检测都必须以病人为中心。手术导致医务人员感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当通过普遍、周到的防范措施避免这种可能。
人物周刊：我们听说，一般而言艾滋病患者从感染HIV始，可以活20-30年。从1986年底到现在您已经活了22年……
卡梅隆：现在医生们有更乐观的说法——可以活得更长。
如果病人可以得到像我一样成功的药物治疗，HIV对寿命就没有直接的影响。我想我能活到70、75，也许80岁。（笑）只要我没得突发性疾病，比如心脏病或致命的癌症。
人物周刊：对中国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特别是还活在恐惧和羞耻中的人，您还有什么建议？
卡梅隆：病毒我们可以用药品对付，而对病人我想传达一个“希望的信号”：我们要战胜错误的观念和态度，让每个人都知道，艾滋病并不可怕，它是可以用药物控制的。而最重要的，是让病人们得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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