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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隆 和艾滋病共生
如果病人可以得到像我一样成功的药物治疗，HIV对寿命就没有直接的影响。 我想我能活到70、75，也许80岁
1997年10月21日早晨，从高等法院的公共休息室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平时不费力气的两层楼梯成了南非法官埃德温•卡梅隆（Edwin Cameron）的生理极限：
我的所有体力都在两腿间耗光了，大汗淋漓。肺腔里好像也注满了水，口干舌燥。没有痛感，只有挥之不去的疲劳。
还有恐惧。
这是卡梅隆在自传体著作《艾滋证人》中的追忆。
靠在墙边休息时，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的卡梅隆知道，一刻也不能拖了，下午他就得去找医生。尽管医生将要告诉他什么他心知肚明——在他体内潜伏多年的艾滋病毒发作了。
“我在此宣布我是艾滋病人”
1986年，一次同性性接触使年轻的卡梅隆感染了HIV病毒。那一年12月19日下午3点，医生给他打来了电话。通话时间很短，消息却是令人震惊的。卡梅隆感到愤怒：“没有预兆，没有计划，没有要求，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我毫无准备。……他好歹也该斟酌一番，怎么样让我知道、让我接受才比较合适。”
那晚，他独自去了约翰内斯堡闹市区的一间酒吧。他想买醉，却只换来无比清晰的刺痛感。他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力。
1980年代，人类刚刚发现艾滋病，视之为不治之症。33岁、前程似锦的南非人埃德温•卡梅隆就这样被“宣判”了。“我要死了”——他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漫长的煎熬就此启程 ：开始是种种“类AIDS体征”接踵而来，如胸部感染、喉咙疼痛等；媒体对艾滋病死亡率的悲观报道加剧了他的恐惧感——尽管实际上他的病11年后才发作。
从那天起，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卡梅隆默默承受着这个不可为外人道的事实。后来他慢慢地告知密友和家人。但他有所保留：“真正的病因我没有说。‘AIDS’这个词还是太大，太可怕，太意味深长，太——终极了。”
艾滋病毒大规模传播最初是在北美，但目前感染者最多、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是贫困的非洲。今天，约有3000万非洲人携带HIV病毒或已经成为艾滋病患者。南非的感染者占总人口的11%到12%。
1986年8月，南非矿业商会组织公布了30万男矿工的验血结果，其中约800名感染了HIV。这800名矿工被逐回原籍。
这次事件激起卡梅隆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争取劳工权益的冲动。从那时起他过起了“双面生活”：公开场合他是为弱势群体奔走的人权律师，私下里他也和艾滋病毒朝夕相处。同偏见和不公抗争的同时，卡梅隆也在和自己灵魂深处的羞耻感较量。他意识到，歧视不仅来自无知，来自社会习俗，也来自深受其害的感染者自身。
卡梅隆家有位30多岁的园丁Gladwell（化名），经过8年相处，他们早就亲如家人。2000年底卡梅隆注意到Gladwell的身体变差了，问他是否去看过医生。Gladwell坚持说这只是肺结核。但几个月过去，Gladwell吃的“药片”没起丝毫作用。
此后卡梅隆因公搬家。半年多后他得知消息：Gladwell已在老家津巴布韦去世。他宁愿死，也不接受卡梅隆的帮助。对他而言，得艾滋病的耻辱远比疾病本身和随之而来的死亡难以面对。
当时很多人羞于承认自己感染或患病的事实，包括卡梅隆本人。这种煎熬到1998年才告一段落。那年圣诞节，36岁的南非妇女Gugu Dlamini因在电台公开自己是HIV感染者被社区同胞用乱石和尖刀袭击，不幸去世。3个月后，卡梅隆终于决定告诉世人：我也是一个艾滋病人。“如果Gugu都能说出来，我为什么不能？”
卡梅隆是幸运的。他有殷实的收入和很高的地位，而且得到了亲人的理解和支持。更关键的是他还在适当的时候获得了适当的药物。
就在他发病前一年，美国学者何大一发明了联合抗病毒疗法，可以控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这给卡梅隆带来了新生的机会。从1997年11月开始服用ARVs（抗逆转录病毒药物）4周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千千万万的底层患病人士没有他这份幸运。在南非，普及抗病毒药物治疗有两道坚固堡垒：本国政府的否认、漠视；知识产权赋予国际制药巨头的保护。面对这两种势力，身为病人和法官的卡梅隆意识到了自己责无旁贷：“首先是宣布艾滋病可以通过药物控制这一事实，接着我会尽我一切所能，以我的道德感召力、澎湃的激情和明确的态度来与他们抗争。”
在他看来，公开“现身说法”是个激发全社会共识的有力举动。但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场合和方式来坦白，才能既达到目的，又让世人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急需药物治疗的贫困艾滋病人身上，卡梅隆斟酌了很久。
1999年4月，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当时宪法法庭法官John Didcott刚刚病逝，他的职位需要填补。根据规定，宪法法庭的司法人员叙用委员会（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必须举行一个听证会，让4名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卡梅隆第一个发言，他借此机会向整个南非发出了他的声音——“虽然从法律和伦理上说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仍然选择在此宣布我是艾滋病人。……我希望我今天的决定有助于营造更开放和体贴的社会氛围，能够为所有的南非艾滋病人带来光明和可靠的医疗前景。”
尽管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但社会舆论一边倒地给予卡梅隆积极响应。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他还是惟一主动公开自己艾滋病感染者身份的非洲公职人员。
从白皮肤穷小子到维权斗士
卡梅隆身上有诸多标签：人权律师、高等法院法官、社会活动家、儿童福利院和艾滋病村资助人。 曼德拉在《艾滋证人》序言里盛赞他是南非“英雄”，卡梅隆却谦逊地说，“我配不上任何荣耀。我的成长绝非一条直线。”
他出生在一个穷苦之家。参加过“二战”的父亲后半生靠酒精度日。在他快7岁时，父亲又一次因酗酒丢了工作，悲愤的母亲别无他法，在和父亲离婚后，接受教会朋友的建议，把卡梅隆和两个女儿劳拉（Laura）和珍（Jean）送到了“儿童之家”。不久，12岁的姐姐劳拉因意外死于车祸。在儿童之家生活5年后，卡梅隆的母亲设法把儿子转到了一所一流的公立学校。让他从贫穷中得救的是他的肤色。“我知道我很聪明，有天赋，但只因为我是白人，我才有条件表现和挖掘这些禀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就是一个穷小子开发自己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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