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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卡梅隆如饥似渴地学习法律、英文、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后凭奖学金直升牛津。1983年，拥有多个学位、成绩优异的卡梅隆顺利地成为了执业律师。然而种族隔离氛围下的锦绣前程引不起他的兴趣。
1986年，他与其他律师一道为著名的“Sharpeville Six”（被控在1984年9月的沙佩维尔骚乱中谋杀市政长官Dlamini的6名黑人）辩护。当时地方法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审判处6人死刑。法庭上的种族歧视和不公令卡梅隆如鲠在喉。他频频撰文、召开集会、面见国外记者，使此案最终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反响，为再审和缓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90年代，卡梅隆不遗余力地推动对同性恋者权益的保护。他毫不避讳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并与人合著了《偏离的欲望——南非同性恋者的生活》（Defiant Desire）一书。他还在立法、司法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在运用法律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维权方面，他是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1993年，卡梅隆领导创立了艾滋病法律项目（ALP），致力为HIV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法律支持，对南非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方面，卡梅隆坚决捍卫艾滋病人的隐私。在1993年的著名的McGeary案中，一名南非医生在高尔夫球场向同行透露他病人的艾滋病病情。控告医生的患者在地方法院输掉了官司，因为卡梅隆的帮助，于上诉法庭反败为胜。卡梅隆还推动政府通过法律禁止企业在雇佣前进行侵害劳工权益的HIV检测。
另一方面，他也推动法律保护可能受到感染的弱者。1996年起卡梅隆执掌南非法律委员会的艾滋病事务。在此期间他促成了政府对“蓄意传播HIV病毒”问题的政策，提出对性侵犯者（如强奸犯）强制进行HIV检测。
南非总统姆贝基上台之后奉行“集体否认”的政策。他质疑公认的科学结论，并且带头抵制ARVs（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用于治疗。数万新生儿如果在出生时打上一针这种便宜的药物，可能就会幸免，但他们却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在卡梅隆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公开干预和抵制之下，南非宪法法庭最后通过法令，勒令姆贝基政府着手开始一项全国性的行动计划，通过宣传和治疗切断HIV的母婴间传播。
此外，卡梅隆还是南非全国艾滋病委员会创始人。这个组织要求政府对迫在眉睫的艾滋病危机给予正面回应。在他领导下，一份旨在维护所有艾滋病感染者利益的权利宪章，以及被“非国大”接受的艾滋病防治计划得以起草。
2008年的秋天，应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邀请，卡梅隆来到中国访问。
追访他的某一天里，他早上8点在欧洲商会做演讲，接着去佑安医院参观，下午和几个NGO、民间团体座谈，晚饭后在北大政法学院作报告，报告结束后又被一位国内社会活动家拉去咖啡厅交流。一整天下来，卡梅隆腰杆笔直，神采奕奕，似乎不知累为何物。事后，他笑着说，“你采访我的那天，我不是还给你看过我吃的药片吗？可我居然忘了吃药。你该负上一份责任。哈哈。”
在佑安医院座谈时，卡梅隆对病人和医生能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和治疗深表羡慕：“南非艾滋病人太多。基本上人人都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任何家庭都可能有一两个成员是病人。我们做不到如此面对面的、细致的安抚和治疗。”
那天中午，他和医生、病人代表一起吃了外卖套餐。得知在座的一位年轻志愿者已感染HIV14年时，他主动伸过手去：“你看上去很健康。”
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
人物周刊：1999年您为什么选择在那样一个场合公开身患艾滋病的消息？
卡梅隆：我选择了一个和我的工作关系密切的公共平台。我谈的不仅仅是疾病，而且是社会对HIV的歧视。我想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积极信息：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它只是一种疾病而已。
那一天对我的事业很重要，但我觉得这件事更重要。在非洲艾滋病是一种覆盖面极广的传染病，上千万人被感染，而且大多数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当别人还处在水深火热中时，我却还“安然自在”，这让我无法接受。
人物周刊：公布消息之前，您做好应对外界反应的准备了吗？
卡梅隆：说实话我心里充满恐惧。不过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给我拥抱和赞扬……我想，这是因为大家一直都渴望有公众人物挺身而出。不过很遗憾，至今没有第二个非洲的政府公职人员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只有曼德拉公开了他的儿子患艾滋病的消息。
人物周刊：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卡梅隆：因为歧视依然存在。大家还不习惯在公众面前提到自己的“隐疾”。即使得的是癌症或糖尿病，要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讲出来，还是会觉得困难。艾滋病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你可能谴责他/她的性行为方式、性道德。归根到底，歧视是来自于人们对性道德的评判。但HIV只不过是一种病毒，不是一种道德判断。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孤军奋战的感觉？
卡梅隆：是的。我有些朋友积极参与有关艾滋病的社会团体和活动。身为法官，我不方便一一参与。我和他们保持联系，不时通电话。我们非常团结，但还是会经常有孤独感。
人物周刊：身为“享有特权”的白人，为什么会对受艾滋病折磨的穷人、底层黑人的困境感同身受？
卡梅隆：在非洲，这些病的流行都是由于贫困。其他传染病，疟疾、肺炎，因为贫穷，因为环境恶劣，蔓延得更加厉害。如果你是穷人，毫无疑问你感染和患病的几率要大得多，也更容易因为艾滋病而死亡。贫困是非洲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所以我要为降低药价而大声疾呼。因为这是可以控制的疾病，但很多人因为穷困而耽误、失去治疗的时机。
人物周刊：孩提时的不幸经历对您的成长有怎样的影响？
卡梅隆：我可以被归入南非所谓的“少数特权阶层”，因为我是白人。但在白人里我又是少数分子，因为我出身贫寒，在“儿童之家”长大，我的童年过得很不容易。即便如此，我还是因为肤色“获益”良多，我一路读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学校。因为这些经历，成年后我便对政治非常敏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
现在药物不再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 ：您在书中提到，1980年代南非同性恋人群受到歧视。 情况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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