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偏差加剧“排水不畅”
有权威专家认为，洪水袭城绝不仅仅是“水排不出去”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当前我国城市处于高速扩张期，各种利益错综复杂，各个部门、各个群体之间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供遵循，于是成为城市内涝灾害的人为因素。
“在过去很短的20年、30年当中，我们的城市化由20%涨到47%，这是十分迅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的是把表面上的高楼大厦建起来，排水系统有被忽视的倾向。而且很少有城市制定了系统的排水系统的规划，都是发展一片做一片，缺乏长远的规划，没有骨干排水管网的话，各个小区只能各自为战，水是排不出去的。”程晓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程晓陶认为，“水排不出去”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观和官员政绩观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学者袁晓勐直言不讳地说：“目前，部分城市的规划体制、城市规划队伍、城市规划理念等还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普遍表现为重生产、轻生活，重收益、轻环境，重短期、轻长期，重地面、轻地下，遇到城市灾害也就束手无策。”
有分析人士认为，暴雨已经成为城市防洪能力的一张试纸，折射出某些城市决策者急功近利的发展观与政绩观。如何防止积涝给社会运转、企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给市民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不仅仅是准确预报、启动预案以及紧急应对，更要看平时的资金投入有没有到位、水利设施有没有科学配置、各种相配套的排涝设施是否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者将更多的时间、资金与精力用在招商引资等可望出GDP的项目上，而忽视城市水利这一“埋在地下的政绩”。正是由于城市在水利投入上欠账较多，财力支撑不足，基础设施匮乏，才导致了城市面对罕见暴雨的袭击，显得弱不禁“雨”。
“因为我们是在经济条件尚不是十分充裕的情况下，要把城市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再加上一些官员政绩观存在偏差，城市管理者就容易将目光集中在地面上的东西，有一点钱可能会优先解决供水、污水、交通、供电等问题。”程晓陶说，“另外，排水系统也不是天天需要用到的，一年可能就是到了汛期才会发挥作用，而且到了汛期也不见得年年都会有大暴雨，有些人就会抱着侥幸心理。”
分析人士称，正是在这样一种畸形的政绩观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驱使下，排水工作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事。
“为什么只有强降雨后，城镇面临洪涝，一些蓄积已久的问题才会得到关注，但最终仍得不到妥善解决？这涉及城市管理的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建部门管理的，但是，水要排出去又进入了水利系统的管理范围。城市向农村急速扩展又衍生出一些问题：扩出来这部分区域的防洪归谁解决？标准应该怎么定？”程晓陶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水的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问题会陷入扯皮、推诿的状态而难以得到及时的解决。
更有分析人士点明，修建排水系统的投入很大，有时候1公里的管道就要花费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资金，个别地方政府要考虑政绩及成本，排水系统的建造标准自然不会设计得很高。
防治内涝无法可依问题仍突出
“只有从人治走向法治，明确职责与权益以及大家遵守共同的规则，内涝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程晓陶说，现在各地城市内涝频繁，正是由于在城市内涝防治上存在多处法律空白，才导致问题不断出现。
程晓陶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某大城市因为暴雨受淹，损失惨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汛期中，一些在建工程将排水管网截断，导致已有的排水能力都发挥不出来。
“这样的工程在建设时就应该有一个洪水影响评价，评价工程对洪水会有什么影响、洪水对工程会有什么影响，预先采取应对的措施。但因为现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要作洪水风险评估，所以没有人做这项工作。”程晓陶说。
“此外，现在很多城市的扩张，往往就是在向洪水高风险的地区发展，发展之前也没有进行任何有关洪水风险的评价。一些城市的小区开发规划并不公开，甚至对水利部门也保密，因为担心公开后会加剧征地难、拆迁难等一系列问题。这样一来就导致新开发区的防洪安全难以得到保证。”程晓陶说，“水害对传统的治水理念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令人反思，治水的同时，是否应考虑对人的约束。”
但问题是，“法律制度的缺乏导致无法协调全社会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
“一些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城市排水的难题，是因为在诸如法律、资金投入、管理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程晓陶说，我国的治水理念、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洪水风险的利害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复杂，必须采取法律、行政、工程等综合性手段，才能得以合理的调整。这是洪水风险管理的本质。而在上述构建过程中，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约束。
据了解，我国的防洪法颁布实施时已经是1998年了。而就防治内涝问题无法可依的问题十分突出。再加上我国社会又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一些法规实施没多长时间，部分条款就变得不适合了；一些条款仅仅有一个提法，没有达到可操作的水平。
有关人士认为，关于“水”的问题地域性很强，国家层面出台的法律，只能是指导性的、原则性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各地还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当地特点的地方法规或实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