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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深圳城管内部材料称，深圳市目前从事流浪乞讨人员多达2万余人，其中90%以上的乞讨人员把乞讨当成是谋利的手段，不配合政府采取的流浪救助政策;在严格意义上符合救助对象的，只占10%。该文称，深圳职业乞丐每天的收入大致在150元-300元之间。
“职业乞讨一直最难治。”罗湖区城管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袁兵坦言。袁兵介绍，他自己一直有困惑，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方面，大多数流浪人口来自外地农村，他们有以合法方式追求幸福的权利，行乞也是公民的一种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职业行乞，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公共秩序，影响了社会治安。
这种个人权利意识和城市管理思维的困惑也表现在具体执法中。在人流攒动的东门，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城管局副科长于卓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有非法背景的乞讨，警方可以出动，但是面对熟悉城市管理规则的职业乞丐，他们只能每天劝导其离开，但没有更好办法保证其不会再来。谈到以后量化考核实施后，如何应对主干道上的合法行乞行为，于卓说，“只能继续劝”。
然而，有观点分析，扰乱社会秩序的乞讨行为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但是职业乞丐合法的个人权利亦须得到尊重和保障。
“中国是一辆在城市化道路上奔跑的巴士，你不能保证所有上车的人都是衣冠楚楚的绅士。”《新京报》评论人艾君说，城市管理者应慎防“城市洁癖”思维。2004年，艾君的评论《把乞讨作为职业也是一种权利》引起广泛关注，他表示，至今文中观点没变。
艾君认为，应把“乞讨行为”和“乞讨中的违法行为”分别开来，尊重和包容合法乞讨行为，并且，“是否允许乞讨乃至‘职业乞丐’的存在，从一个侧面看出一个城市的宽容度和一个城市的文明度。”
“假如我是立法者，我会禁止乞讨”
观点交锋
城管人员
“真有困难我们碰到了都会救助。但是职业乞丐，就很难管理。”这位深圳某城管执法大队长王成(化名)称，在商业旺区和重要通道的职业性乞讨，会影响社会秩序和交通安全，也影响深圳形象。
“假如我是立法者，我会禁止乞讨。”王成说，至少在某些路段，是不允许乞讨。深圳可仿效国内外一些城市设禁止乞讨区，在一些人流繁多地段，禁止行乞，以免影响交通秩序和安全。
王成认为，乞丐成为一种职业，成规模、组织行乞，是有人背后操纵，这是不正常的。之前有媒体曝光，每天早上有面包车送乞丐到繁华街区行乞，到了晚上人稀时又有车接乞丐回去。
但是，王成坦言，这次考核扣分从根本上很难解决问题，但规则一旦制定出来，下面执法人员只能这么做。
律师
不能以测评结果作为处罚依据
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梅春来认为，政府出台政策对城管等部门进行考评，有其合理性，不违背我国的法律法规。
但他表示，根据我国法律，政府可以测评，但不能根据测评结果来设定具体的处罚指标，“这个考核，有点类似于民主测评，就是给你评估一个分数而已。如果据此来进行处罚，相关部门及人员就可以向上一级部门举报”。
梅春来表示，制定相关制度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城管的考评，“制定这样的考核制度，必然会给城管部门带来执法的压力。城管部门要尽力避免去扣分，就会被迫加大巡查力度，人员和开支都会相应增加。”
梅春来认为，流浪乞讨人员的流动性很大，不可能24小时都驻守，所以对城管的考评，不能采用绝对化的思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他表示，如果发现乞讨或者乱摆卖，应该评估的是它处理的情况，“这些情况发生后，是否依法进行处理了?如果依法处理了，就可以接受。如果有举报却迟迟不来制止，就应该给不合格的评分。而不是按照现在的制度，只对结果进行评估，这个逻辑不对”。
另一个是城管面对执法压力如何执法。“城管为了执法，会不会采用驱逐等手段?”梅春来表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及《行政强制法》等都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进行了明确的规范，“所以即使有这样的考核制度，也一定要依法行政，降低纠纷发生的程度，不能采用违法的手段。”
法学专家
制定政策时流浪乞讨人员缺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则认为，从表面上来看，政府确实有权利约束自己内部的行为，但如果从后果上分析，要是这一规则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能仅仅认为他只是一个内部的考评制度，“而且在制定这个涉及到流浪乞讨人员权利的政策时，他们完全没有发言权、没有参与到政策的实施，只能被动接受，不太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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