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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故障
蚁害正在故宫蔓延，“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如不彻底清查治理，故宫或有一日将毁于虫害
尽管不少内部人士都认为故宫“不差钱”，但故宫仍设法在财政收支体系外筹措资金。
2011年3月29日，由企业家捐资的私募基金会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下称故宫基金会）及北京故宫文化促进会（下称故宫会）宣告成立。也许是为了操作上的便利，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由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担任，秘书长则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
业内人士质疑，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这与故宫基金会人事安排有明显冲突。
这种利益上的关联性，并未影响基金会获得北京相关部门的审批。故宫一位处长介绍说：“故宫基金会就是要弥补项目经费的不足。”其实，此类“弥补”不独故宫基金会一例。在门票收入之外，故宫还有大量经营性收入，不用上缴财政，而是列入博物院自己的财务预算管理，由故宫自行支配。
背靠故宫这座文化宝库，无论是故宫门票上的广告，还是收费的语音导游系统，可供经营的资源不胜枚举。规模最大的几项为：珍宝馆和钟表馆的门票、经营场地出租收入、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售卖纪念品和食品饮料收入、来院展览的展费、文物修复对外有偿服务等。为鼓励员工“创收”，故宫还专门制定了内部奖励措施，规定“各部处”通过“额外付出的劳动”为故宫带来的经济收入，每半年以净收入为基数，以超额累进的方式提取奖励，基准比例在20％以上，经院办批准可自行分配。
内部人士透露，这部分不进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收入，可以弥补许多“有政策没资金”的项目，如给事业单位人员发第13个月的工资。约在2009年，有人向文化部等主管单位发出举报信，揭发故宫内部“小金库”泛滥，此后故宫创收奖励的提取比例有所下调。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博物馆经营并非一件坏事。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改革指导处副处长郭长虹认为，博物馆并不是不能经营，而是需要对经营的目的和使命有严格的界定和监管。郭长虹强调，除了支付合理的人工成本，经营的收入应该明确用于非盈利目的和使命。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此类经营活动中，故宫究竟有多少收益？具体又如何分配使用？与此有关，故宫的管理现状究竟如何？还有哪些问题未曾暴露？外人无从知悉，更无从插手。作为属于全民的宝贵文化资产，故宫是否涉嫌沦为少数人实现利益的工具，乃是外界最大的质疑。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故宫的管理并不存在系统性问题。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表示，故宫的管理制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几乎“每一制度的细节都很规范”。他认为，故宫出现窃案等事故，真正的问题在于规章制度“没有执行好”，窃案等几件事情的发生，均源于下属或下级单位未能将有关问题及时上报。
然而，曾经为故宫建立起一整套全新规章制度的老院长张忠培，却有不同的体会。年近八十的张忠培，是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第三位被正式任命的院长。1987年，他上任不到一个月，故宫连续发生两起窃案，一起火灾。接二连三的事故，让初来乍到的张忠培如履薄冰，也让他意识到，故宫存在的管理漏洞和责任之重。
他决定拿出一套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由北京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2）》对这一举措有过描述：1987年，院里着手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新的规章制度分《故宫博物院部处职责和正副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故宫博物院规章制度汇编》两部。前者分别对全院21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部处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做了规定，后者将全院工作分为13类，列规章制度119种。年鉴称，这项工作还在国内文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兄弟单位以有关条文为参考，制定了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严格分工，责任落实到人。但这种权责的划分，始终仅限于“单位”框架，由每一个责任人逐级向上对应，最终对“单位”的最高领导负责。回忆起当初那场改革，张忠培说，采取院长负责制，将人权、财权都集中到院长身上，是有风险的。
为尽可能化解系于一身的管理压力，张忠培想到必须以身作则，来激发起每个人的责任意识。至今仍有老员工怀念那个时代。据介绍，张忠培几乎每日都在参观线路内巡视。久而久之，据一位老员工介绍，每个员工亦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懈怠。
但这样的自我监管模式，仍有寄托于“人治”之嫌。张忠培最终意识到，在官本位体制下，监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于领导个人的廉洁奉公也很难持续。
事实上，中国现有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其资产属于国有。按照现有体制安排，此类公共文化设施均由政府直接委派官员进行管理，政府直接行使监督权，经费亦由政府直接拨付，以管理者单纯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运行。
故宫是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属文化部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说，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故宫博物院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院长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而不是向公众负责。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巫志南撰文指出，这种围绕官员行政系统的运作方式展开的监管，对管理者的自觉性过于依赖，缺乏以公共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进行有效约束和激励，给管理行为的随意性提供了潜在的空间。
不少学者认为，要消除这种“依赖”和“随意”，关键措施即是打破“官本位”监管模式，建立公共文化产品对公众负责、由公众参与监督与问责的机制。更有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以GDP和增长率论英雄的政治生态下，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轻率处置“是一种犯罪”。
2011年的夏天，故宫的日参观人数屡屡突破8万，大大超过了往年的最高流量。就在故宫忙于内部整改、应对旺季接待压力的同时，一群白蚁也在故宫悄悄繁衍。
早在2006年，在位于故宫内廷西侧属于非开放区域的毓庆宫，就曾发现白蚁。毓庆宫最初作为皇子居所，后用作皇帝读书学习之处，乾隆、嘉庆、光绪帝都曾在此居住。白蚁一般生长在南方暖湿地区，是木构古建的大敌。一批浙江的白蚁防治专家随后来到故宫，布置了白蚁监测控制系统。他们中的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财新记者：“通过勘测，发现受影响的面积比他们发现的大”“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
对于白蚁的意外出现，故宫方面不愿声张。上述技术人员表示，故宫方面对有关消息不公开披露“有要求”。他担心，即便杀虫装置效力明显，但白蚁造成的伤害仍是不可恢复，且防控过程亦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监测，更难以保证根除。他还表示，白蚁隐蔽性强，加之目前监测的面积仅占故宫一小部分，有必要扩大监测区域。
财新记者近日得到消息，早前得到缓解的蚁害又有扩散迹象。如果不彻底清查治理，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故宫或有一日毁于虫害。
本刊记者王晓冰、陈慧颖、刘志洁、戴廉，实习记者潘佳娜、邹怡茜、蔡亚毅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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