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

刘兆来觉得“压力好大”。

这位47岁的新任校长在一间临时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你看，我到一中不到一个月，连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就碰到这样一场风波。”他抱怨道。

他否认那些引发学生反弹的校规是自己说的，“其中有几条确实提到过，但是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歪曲和夸大”。

“有哪位老师敢歪曲校长的言论吗？当着这么多老师学生的面。”记者问。

“那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刘兆来说。

“男女同学的问题我确实很在意。”他说，“20年前我有个侄女就在一中念书，都读到高三了，谈了一个对象，两人就退学回家，到现在还在种地。”早恋是这位出身农村、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校长最不能容忍的。如今，那个侄女的孩子也在一中上学。刘兆来到一中的第一天就找到这个孩子。“你爸妈的事你知道吧？”他很严肃地告诫这个晚辈，“好自为之。”

在一位一中老师眼中，这个新校长不苟言笑，做事雷厉风行。“比如他觉得上课铃声过长，当即就要求删短点儿。”这和前任校长温和的形象有很大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那位和蔼可亲的前校长今年54岁，正常情况下，在蓟县，像一中校长这样级别的干部都是55岁才会离职。

据蓟县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出现这种“非正常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从2007年开始，一中就再没出现考上清华或北大的学生——而在天津市的其他区县，比如宝坻县一中，每年都考上10多个——这样县里没法向全县80万老百姓交代；二是2009年高考(论坛)中，集纳了全县中考排名前600位学生的蓟县一中，本科达线率甚至略低于上仓中学，而县文理科状元也都出在管理非常严格的上仓中学。

实际上，县里任命刘兆来为一中校长时，在“为什么把县重点校校长提拔到市重点校”这一点上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一中原来在全市都非常有名，但这两年成绩有所下滑。你在上仓中学期间办学很有特色，希望你把上仓模式和一中结合起来，把一中的教学质量抓上来。”

当一位以精细化管理著称的校长，受命来到一向倡导“学生自主管理”的蓟县一中，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与挂着机器猫的头，卖黑猫警长的帽子不同，蓟县一中搞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乔宇说。在这名经历过蓟县一中教育改革的学生眼中，“一中更像是包罗万象的大学”：在高中3年里，除了放假，你可能有两周不用上课。其中一周是研究性学习，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通过查资料搞问卷搜集信息，最终形成一篇小论文。另一周是参与劳动，比如打扫学校的食堂、厕所，或者参与花园的修剪。再比如，蓟县一中每年都会搞体育节和校园文化艺术节，而这两个节的策划、招商、执行等，都是由学生们自己来做的，老师只是指导者。

当时的一中校长张景对素质教育有个很形象的诠释，即学生不能成为被饲养的家鸭子和被灌食的北京填鸭，而要做自己找食吃的野鸭子。

据一名自称是“第一代野鸭子”的学生回忆，当时自己班被随机划定为实验组，老师讲得很少，主要让学生通过“导学提纲”自学。那时习惯了老师讲授的学生们都很不理解，甚至还给校长提交过“反导条约”。等上了大学，他顺利地被选上了学生会主席，工作之后路走得也很顺利。后来，他得知当时实验班上有20多个同学在大学都是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

“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他说，高中毕业后，没有老师会每天督促监管，如果不能自主学习，即便是在强压下考上了大学，进入社会后又会怎么样呢？他发现，当时大学班上有很多高考成绩很高的学生，却在大学荒废了4年，有的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实际上，10多年来，蓟县一中的教育理念和尝试，曾经受到过很多媒体的关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杂志、《天津日报》等都做过大篇幅的报道。当时的校长张景也曾经做客央视，与人们分享自己素质教育的思想理念及其成果。

但在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看来，能够容忍这种素质教育改革的前提是，当时的一中高考成绩在全县一枝独秀，每年至少有四五名学生能考上北大或清华。

随着张景到年龄退休，他的教育理念被继任校长延续下来，但一中的高考成绩却有所下降。如今，那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在蓟县的大多数家长眼中，一中的野鸭子教育意味着管理松散和浪费学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