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精神病少女生子悲剧

作者：来源：时间： 2009-04-17 17:32:44

资料图片：2006年5月31日，位于北京近郊高碑店的北京未成年流浪人员保护基地，孩子们在一起迎接六一儿童节。你今年多大了？很大。你几岁了？不晓得。你晓得你生了小孩吗？嗯。你的小孩呢？不晓得 16岁的唐愉（化名）呆呆地坐在记者面前，摆弄着自己的手指，显

　　最后，部分规定缺乏操作性，执行力薄弱。比如，监护人直接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外界如何进行限制、监督、剥夺，缺少运作的指导性意见，纵然《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的规定，现实中却很难执行。

　　公权应设最后屏障救济“失爱少年”

　　中国青年报：

　　有人认为，《民法通则》“在没有父母监护、特定亲属法定监护和亲友意定监护的情况下，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规定，几乎形同虚设，您赞同吗？

　　李俊：

　　该条款是《民法通则》唯一体现监护“公法”色彩的条款，我个人认为，该条款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监护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需要大量精力、财力，对于承担了大量社会事务的居委会、村委会而言，其现有人员、机构设置本来就不堪重负，监护这个“烫手山芋”更是他们不愿承担也难以承担的工作，该条款处于一种“有法难依”的尴尬境地中，仿佛被贴上了“此路不通”的标签。

　　儿童常常被比喻为花朵，其成长需要来自亲人的关爱，我们不能无视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未受到“阳光”照耀的花骨朵，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救济则应该成为哺育这些花骨朵的“雨露”。监护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本法律制度，确立未成年人发展战略绝不能忽视监护制度的构建。为“失爱少年”设立最后一道法律救济屏障，意义深远。

　　重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需要在理念上逐步从私人事务向公共事务演变，让公权力逐渐渗透入未成年人监护工作，并完善形成系统的监护制度。

　　中国青年报：

　　汶川大地震的悲剧为构建更完备的监护体系，提供了哪些启示？

　　李俊：

　　灾难造成了大量伤亡，地震孤儿的监护问题是对社会的考验。从另一个角度看，地震让监护制度的既有问题——尤其是公共权力介入不充分的缺失——集中暴露出来。

　　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监护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被民间自行消化了。而地震让很多人的亲戚链条断裂，民间消解监护问题变得更难。

　　现行监护体系需要重大变革

　　中国青年报：

　　我国现行监护法规和运行体系与客观需要相比，是采取局部完善和改良的“温和疗法”即可，还是需要采取重大改革的“休克疗法”？

　　李俊：

　　青少年犯罪问题、“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网瘾”问题、儿童意外伤害事故等，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存在的盲点，但人们往往从改变家长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限制未成年儿童不良行为等方面寻找破题路径，其实，监护制度的重构才是我们最应该选择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我认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应对监护制度的体系设置实施大换血式的变革，甚至推倒重来。

　　中国青年报：

　　眼下是重构的合适时机吗？

　　李俊：

　　不是。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监护是与法律对父母子女关系的调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监护是家庭法的一部分，不太可能也不十分必要为监护单独立法。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正在酝酿之中，监护必将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等民法典尘埃落定时，根据新的基础给予辅助配套，才是最佳选择。这也是学界对监护理论研究已经很深入，变革呼声很高的情况下，立法层面并没有出现大的动作的重要原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搁置监护制度的重构，民法的修订本身就应该涵括监护的内容。

　　“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是重要方向

　　中国青年报：

　　传统观点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监护属于私而又私的家庭内部事务，而非社会事务，你赞同吗？公权力是否应该介入未成年人监护问题？

　　李俊：

　　对于未成年人和精神疾病患者这些弱者而言，其权利保护需要公权力适度的介入和干预。

　　监护人的监护行为不能处于没有制约的状态，须受家庭外部乃至公权力的干预与监督。要探讨的不是要不要介入，而是怎么介入。

　　中国青年报：

　　您是否赞同把“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作为未成年人监护立法和操作的原则，以此确立监护制度的方向？

　　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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