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政策，应该不能忘却历史，应该历史性的看待他。 民办高校一开始允许他租房子，租老师，这一切都可以，不到十几年的时间，国家也鼓励他，让他可以自己拥有自己的土地，买自己的土地，建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第三、把产权过户了，对产权过户这个问题，我不存在异议，因为我本身直接办成学院了，但是我就说，其他人家有企业的，人家往这里头投资的怎么办，我倒有一个笨法，我想，反正你这个学校存在了，这块也有你的一块产权，只要你掌控这个学校，如果那块的企业倒闭了，国家还给你留下来了一块，这块你还能做事业的发展基地，我建学校的时候，我反正说没有这个学校我把他带入坟墓的，我没有那么想过，我只把他当成一份乐趣，一份事业去做的，虽然现在有那么大的资产，但是国家开始允许你租，租的我要问一问，现在怎么把户过过去，我那个学院土地都是批回来的，我们石家庄有13所高校，近十所都是租的，国家那时候允许租，现在要过产权，村里人肯定不干，一年之内让他弄过去如果政府的效率高可以一年过过去，有的比如说我批一个规划，批七个月，我天天早晨都得上规划局门口，七点就去走着，要不然规划局长天天开会，这个问题你怎么过？可能有很多民办高校不好意思说，但是大部分净是租的，租的他怎么过这个户，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公平竞争应该给我们造成一个，比如说国办学校来评我们，他跟我是竞争对手，评我们学校合格不合格，我怎么没有资格评他合格不合格呢？是不是？再一个他建立一个独立学院，那是把双轨制的收费披合法的外衣，坑害的还是老百姓，去年的报纸全都说，你是第三批录取的，你是三本，三本企业一律拒绝，本科弄到手了，就业不行，我们民办高校不行，既要管好就业，还要抓教学质量，比如说我江西的兄弟院校就出一个小事，你记者还有没有社会责任感了，你如果通过内部的管道给我们反映上去，然后我们通过教育部或者行政系统把我们江西的问题好好的整治整治，既解决了江西的问题，它本身又造不成那个学院的动荡，所以说我在这里也呼吁，我不是说新闻记者朋友们，如果遇到问题，最好通过内部管道，这样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爱护关怀了我们，同时还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我说的可能多了，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还有好几个问题。
张巨河：孙院长谈了几个敏感的问题，其实民办学校的发言权和话语权的问题确实很严重。
南京钟山学院董事长 陈逸：我今天发言是这样的，我想充分发挥产权的纽带和调节作用，关于25号令，关于产权转移的前面大家也有发言了，各式各样都讲了，我也不重复了。我认为产权是联系投资人与学校，处理调节各方多种关系，我们必须认真的处理好这两块，在这两方面的框架下实施，一平衡好投资者和学校的利益，这样保护好投资者和办学者的积极性。二是处理好盘活教育投资资产，从历史经验到现在存在，未来发展的省市，中国当前都搞得很快的，相当一段时间，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基于教育投资方和学校之间的和谐相处，紧密合作的基本态势，必须给予投资者和办学者共生共荣的心态，产权是联系民办教育投资者和学校的纽带，对产权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直接影响两种关系的稳定。25号令关于产权制度的规定，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作为投资方我们必须要积极的配合，但是我们在这边一定要政府拿出一个相当完善一种的方式来平衡过渡到这个上面去。在目前的国家的大法律的大环境下，实际上民办教育的投资欲望是受到压制了，目前，特别是我们江苏，我们上次也开了一个会，民办教育投资大家都不争，这样我想影响了整个对民办教育的影响。我们钟山学院我们也办到九年了，我们的方式，我一直讲投资方和学校相当于分类又结合在一起的，投资方是负责融资建设，包括后勤管理，教育方是负责完全的独立的在运作，教学，作为我董事长是不介入学校的教学上面，因为毕竟我们是以企业做一个学校的资金运作，所以在这上面，投资方学校，大家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在钟山学院，在南京的高校里面还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我现在担心，产权投资这个政策出来以后，不是简单的资产过户一句就那么办了，会影响到这个团队的发展，我倒有个建议，就在这一块。在资产过户上，我们可以用这个产权，把教育资产转到学校里面，后勤资产留在公司，用后勤资产运作经营管理，这可能也是符合社会后勤化的模式，在目前市场经济的体制上，完善和社会大前提下，我国教育领域还是在计划管理者的主要地位，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我想在学校的整个体系中，保持一定的市场成份，企业的市场意识，市场的运作手段，与市场的机制，联系市场资源和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实行一定程度的结果，办学更好的融合于国家经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同时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有利的民办机制建立，我认为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在民办教育扶持鼓励推动的状态下，民办教育投资者在保护的情况下，类似的妥协是必要的，国家下了指示，下了政策，我们讲了很多问题了，但是也是不可能的，说实在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心态放平，必须要跟着国家的政策者，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案，完善好这个过户的手续。这个我觉得大体就是这样的。
21世纪教育沙龙运营顾问团主席 张巨河：谢谢陈逸董事长，他希望把学校资产分为教育资产和后勤资产，用一些妥协的方案，其实中国很多事都是科学性，向可行性妥协的一个产物，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是绝对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必须考虑到可行性，如果不可行，任何科学的东西就是不科学的，这也是国情，也是人情，也是事情，所有的都应该这么考虑。
江西城市学院院长 黄玉林：各位好，我是江西城市学院的投资人，现在也担任院长，首先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江西出事的情况，作为江西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对情况比较了解。由于前期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宽松的江西教育环境，所以说在学历文凭政策执行的阶段，在这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江西民办高校起步较快，迅速做大，资产也在短期内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然后学历文凭考试政策突然刹车，总体的招生规模急剧萎缩，江西06年高职招生计划13.8万，但是民办学校的指标只有其中的3万，零头都不到，分配到每一个学校里面，只有3000人的招生指标，加上向两所比较大的学校倾斜，另外八所都在一万到两万人的学校，规模受到很大的限制，资产和上课的老师，各方面的运转都面临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在后面的05、06招生工作当中，确实有些学校，甚至包括某地学校一批招生人员，又因为招生投资的压力，有违规行为，这些问题有很多政策严重滞后的原因，有政策连续性不够的原因，再因为特殊事件引发，这里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意思，我认为在江西讨论的时候，孟书记问我，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政策滞后是主要原因，你说这几个举办者，特别是包括出了事的学校，是他们办学指导思想不对，唯利是图，绝对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有些学校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的服装学院管理也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些积累的矛盾，有些他并不是因为什么招生，或者是毕业证的问题引发的，我们的学生素质相对比较参差不齐，所以这里面跟各位同仁报告一下。
另外这个产权问题，在我这个学校，我们暂时没有这方面的忧虑，也没有这方面的恐慌，像刚才那位同志说的，我办学校就全部在法人底下了，至于将来怎么样，属不属于我儿子，还是属不属于谁，我也没有去考虑，我更多的是考虑他正常运转，提高质量和发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从国家的政策鼓励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角度，应该在提出产权过户的同时，迅速解决好过户的一些政策手段问题，大家上午谈到的，因为人家投入民办教育虽然原来不是放在学校法人机构底下，是放在公司的帐上，但是他是做教育的，现在要转到学校帐上去的情况下，一应该免除所有的费用，这个事情就要求12月份就要解决，不解决就要停人家的牌，发人家的黄牌，我觉得这样做不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好这个问题，对民办学校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仅现在的这些人很难运行，就更难吸引其他同志来投入这个事业。第三、我认为民办教育事业，从战略上和发展上，国家民族的需要上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也一定会是个有前途的事业，所以城市学院在政策空间缩小，困难很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投资建设新校区，今年一期工程就35万平方米，我们认为走过这段沼泽地，走过这段困难期，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因为每年高达1000万的考生，虽然因为今天强调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而在压缩招生规模，堵塞了很多比如专升本，自主招生这种路子，今天这种思路占上风，明天一定会有四五百万的高中生，不能自主的享受自己的教育权利这种问题也会暴露起来，职业教育作为就业教育、生存教育，应该从高等教育的体系当中剥离出来，自成体系，实行双向选择，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我觉得我们作为民办教育工作者，要在现实的政策问题上做一些努力，当我们实际上对这个学校的拥有权、控制权，这个学校我说了不算，也不可能是你说了算，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享受他的成功，我们体现我们的价值，我们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问题就已经变得不是非常重要了。最后一点，我认为，在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上，虽然因为25号令等这些问题，提出了产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实制约民办学校发展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直接的一些政策问题，比如说办学自主权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学自主权的，专业设置，说是备案制，但是实际上是备案审批制，招生计划，跟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办学规模，严重不相符，这样一弄，利益生存的压力，就会逼良为娼，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就是计划问题。第三、这些对自己的刚才讲的，我们的财产，我不想办了，很多公办院校的同志，曾经下定决心，因为待遇更高，从公办厅级干部出来，担任民办教育的领导，我也是从公务员队伍辞职出来干民办高校的，最后现在做得到处好像是这个群体受指责，受批判，我们这些同志在地方官员的眼里，从来得不到尊重的，哪怕你是教育家，企业家，你就是被管理，被监视，被批判的对象，就是别人体现他的权利价值，体现他职务地位的参照物，所以我说，加强现实的政策建设，解决好招生计划问题，专业设置等等问题，我觉得要管，最重要管住民办院校的资金，投入资金不要抽逃的问题，办学结余不能外流的问题，你是叫做盈利的也好，不盈利的也好，你只要是这个钱还在学校的这个事业上发展，存在，我觉得这个大局就控制住了。但是始终不去解决一个合理回报的概念落实的问题，这也是对这块事业的投资者、敬业者不诚信、不尊重的问题，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糊弄人家。我们经常为这些大领导，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一些精神感到欢欣鼓舞，感到一个春天来了，感到觉得应该大展宏图，为民族，为祖国做更大的贡献，但是一涉及到具体问题，这些好的政策，就往往是雷声大，无雨点，不是雨点小，加强管理就无限延伸，无限放大，刚才讲的一些同志提出来，我倒是没有研究，说是派督导专员的问题，在法律上并没有依据，然后现在我们江西大家做得比较辛苦，所有的过程，都是严格监控管理的，教育厅专门抽出70多个人，分赴各个高校，参加招生的整个全过程，教育厅的干部蛮多，起码分出这么多人，都到民办学校兼职算了。
主持人张巨河：江西成为中国民办教育关注的中心，这是来自中心的声音，既是把问题给大家一个交代，大家放心，同时也看出我们黄院长对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信心，35万平米正在建设中，而且对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给大家展现了一缕缕的曙光，我个人感觉，所有政策的制定者，包括某些问题的处理者，从机制本身来说，出发都是善意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但是操作的时候，各个主体之间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的问题，最终中国民办教育的政策机制、策略向何处走，是各方面搏奕的结果，我们在座诸位就是利益相关者，比如说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会，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次机遇，我觉得大家应该组织起来，进行一些持续性的研究和跟踪，采取一些持续性的措施，这个智慧对我们未来教育发展一定是有积极作用。
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 董圣足：我先讲，第一点我觉得大家还是个心态问题，我举办方角度和管理方的角度缺少沟通，不见面，我们上海主管教育的领导找院长去商量资产过户，由院长回去向董事长传达，董事长你站一边去，这个没你的事，这个事情不见面，相互缺少信任，举办方的角度，政府都把我们另类相看，歧视我们，从政府角度，觉得民办学校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个怎么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下午最遗憾的是，我们韩民主任也走了，大家自说自话，自己听，这个声音没有让政府的决策层去听到，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研究下来觉得，光靠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来解决资产过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务院文件发给省市政府，但是遗憾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在唱独角戏，所以我们上海市的副市长现在到民进中央当常务副主席，我们在给他拟发言稿时建议，必须要由政府主要分管的领导牵头。我们上海闹了个笑话，教育行政的副主任协调各个部门，七个部门开会，说国务院文件，请大家协调，开了最后没结论，最后跟人事处长将了军，光靠教育部门去协调整个资产过户，银监会坚决反对，谁说资产不用抵押银行贷款怎么办，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政府出面来协调，解决不好。第三个问题，零规费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谁买单，谁规费，资产增值税现在看来问题不大，契税33％要有中央财政部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面，这个韩民主任早晨也讲了，实际应该让国务院总理知道这个事情，地方政府解决不掉，33％，现在上海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呢，先交，政府把教育基金做大，部分地方财政予以补贴，不可能解决33％的问题，这些问题政府如果不解决，最终资产过户会成为一个死题难题。
最后讲得很多了，大家都了解，我觉得最害怕的一条，最近教育部有一个督导团到全国各地，兵分三路，说现在民办教育总的形式是收，叫围而不打，这是教育部官员的话，这是非常恐怖的，从骨子里不是促进，是促退，我们觉得这样一种观念，用来指导民办教育发展实践，我们有苦日子过了，没有真正体现政府官员行动当中，说的一套，做一套，写的一套，我们要正确解读政策的信息。最后大家要对民办教育有信心，潘老讲的，潘老测算过，到2020年，民办教育的在校大学生，将会达到全中国在校大学生的50％，我不知道潘老怎么算出来的，但是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从大众化到普及化，这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一个普遍过程，美国现在已经达到85％， OECD国家都在80％以上，刚才江西的董事长讲，我们也不要失去信心，政府官员周济部长今年62、63岁了，这届也要下了，所以大家要期待，前途是美好的，谢谢。
自由发言：
北京百伦律师事务所 王华律师：感谢贺主编我安排了一个，政策法律顾问这样一个角色，我有很多次介入到教育的产权问题，包括教育纠纷，包括前面南洋事件，有几个问题我站在法律的角度，想给各位投资人，包括董事长有几个建议。第一、关于产权过户问题，所以从法律规定来看，如果我们的学校，在办学之初就审批社会力量许可证的时候，不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及时过户，在法律上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南洋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就是说，这个资产是可以过户的，但是上午我也注意到有许多投资人提到，说我一开始拿几千万，现在我这个盘子可能几个亿了，我们好多学校可能是在持续的往里投资，这个钱我的意见，可以不把它放到注册资本或者投资里面来，这个就是说，是以借款的名义给学校，公司或者说其他个人，以借款的名义给，还是以其他方式给，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就是明晰实质出资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后续的一些资产，刚才也有同志提到，学校有一些可以见利益的地方，除了学校直接的教学资产，其他像后勤，或者固定资产，有其他东西，我们也可以跟学校举办者、法人单位来挂钩，比如说采用出租、出借，或者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的方式，说得不客气一点，要在一定意义上规避一下25号令强制性规定，把这个财产，物权法也讲，财产权实际上是可以分的，物权是包括财产的所有权，他其中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各种权利，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放到学校的名下，但是收益权或者用意权可以和学校相分离，这个法律也是允许的，而且我详细看了一下，比如说江苏省民办学校财务管理制度，还有广州市的民办学校财务管理制度里面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这个资产的所有权如果登记在学校名下，也不见得这个资产所有的权利都要在学校范围内来运转，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也是想通过这几个案例，提醒大家，我们作为投资人，一定要有这种风险防范的意识，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说，刚才也有好多投资人讲过，好多地方，比如说像广东，比如说像山东，我的老家，今天就没有一个来的，之前的发展是不错的，我们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一个党政领导以后，前期所有民办教育的东西，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防范意识，一定要跟当地的行政力量协调好，我们处理好多东西，最后也只能说我们要跟行政机关要去协调，一个是自身不能出大的问题，第二、行政机关，就是说国家的法律，或者说教育部的这个令已经在这儿了，但是地方实际上是有很多可以融通的地方我们可以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做一下变通，也可以在地方立法没有的情况下，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比如说我们资产即使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变化，我们可以和教育部门协商，比如说我资产暂时，学校成立的时候，登记在学校名下的，现在我确实没法拿过来，我中间可以在学校的资产帐上做一定的处理，跟教育行政部门来做一个沟通，这个就是也可能是一种方式。最后一点，我说一下，关于25号令，我现在也不好评价它怎么着，但是这个要靠实践来检验，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尤其是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发展了这几十年，到今天的这个成果，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果，我们就可以说，你教育部制定的关于民办教育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你的成效是怎么样的，所以25号令也是这样的，但是25号令有几个地方，我觉得跟现行的立法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比如说他一年之内，如果出资完全到位，这一点来讲，可能他本身从上位法来讲，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当然前面我们从公司法上也有，公司法原来的规定是说，你公司在注册的时候，你的注册资本要足额到位，当然可以看一下，新的公司法已经突破了这一点，公司法里面讲的注册资本，是可以不及时到位，而且可以分期到位的，首期出资可以20％、30％，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之内交足出资，教育部的规定来看和市场经济的这个主流，我觉得是有一些出入的，我想是这样的。
田坤律师：刚才这位校长说，这个环节改成律师出招，刚才那个律师发言了，我也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句话，第一、恢复学校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单位，出资把资产转移给了学校，作为学校的资产，作为学校的法人财产，在原来公司法里他叫法人财产，这也没有任何问题，跟今天上午刘林说的，注册一个公司也没有任何问题，恢复民办学校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需要的，而且也是规范市场的一个必然要求，包括我不想提，包括北京市的很多的学校出的案件，最后查帐根本就没有，最后还是北京教委来兜这个摊子，然后让一些国有企业，再来接管，最后几千万的资产，欠了很多的外债，那个楼盖完之后没有一分钱是他们自己掏的，前了很多的外债，大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失，包括教师的工资，半年以上都没有发放，最后不了了之了。但是要想恢复民办学校的民事主体地位之前，我想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很关心，也是对的，但是教育部可能更应该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合理回报的问题，合理回报这个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今天比如说上午我听到了一位政府官员讲，我觉得很诧异，为什么呢？我想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东西，不是任何一个官员或者一个学者可以讨论的了，因为他已经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讨论，不能把合理回报的问题把它搁置，而应该恰恰相反，像广州这样一个立法，把合理回报明确化，当然这个行政不作为应该是蛮大的，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教育部和国务院一直没有做这个事情，反而在别的事情上非常的积极和努力，我想这是很多的投资人，他不愿意把这个资产过户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他看不到希望，他怕红色革命最后国有化，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今天上午我也谈到了，就是公益本身它不应该和免费挂钩，公益不应该跟牺牲挂钩，如果大家看到香港的一些情况，公益他也是要有支出的，也是要有量化的，包括我全程参与咱们北京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奥运志愿服务立法里面，原来他就说北京的志愿组织不允许盈利，后来我们改成北京志愿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办教育法的思想是一致的，我想任何人，我们现在不是活雷锋，雷锋穿上军装那一刻起，他把自己所有献给了国家，我们穿的衣服是最普通的汗衫，我们没有义务用鲜血和生命来换。而且作为统治几十亿人口的国家，应该在伦理上选择中等的标准，不应该把我们大家都想成一个活雷锋，在伦理和法律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通过个案的方式，如果民办学校过户的话，我想是一个生死之战，也是一个生存问题，生存问题都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个案诉讼，当然是万不得已，包括明天讨论的关于留守儿童教育权的问题，教育部06年4号令的问题，也是这样的，生存问题解决不了，只能通过一个诉讼，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教育部很多政策不是法规，刚才有人提到了法规，他不是法规，他是一个规章，国务院应该执行法律的一个执行部门，你不能改法律，你的规章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所以我们实在不行，也想通过一个个案的策略，有可能把这个规章把它撤销掉，因为它是个生死之战。
中国逻辑语言大学的董事长刘培育：我们这个学校办得比较早，现在25年的校庆刚刚开过，这就不说了。我觉得现在产权这个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要从中国的国情看，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是各个地方来推动相关法规的建设，刚才广东提了以后，我觉得给人一个鼓舞，刚才宿迁市他们讲他们那个环境，是一个特殊的，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各个地区很不平衡，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太一样，像北京和外地也不一样，北京民办学校生存环境可能也不是很好的。如果一些地方，能够在他相对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特别是民办教育协会也好，力量比较强的地方，可以在这方面多推动一些，刚才田律师讲，是利用一个诉讼，一个个案的办法，当然也是一招。我觉得推动地方的立法是很重要的，因为北京在搞促进法的实施办法的时候，虽然也征求了一些意见，我有幸也参加了一次市人大的一个座谈会，基本上好像没有往前推进什么东西，北京情况太特殊了，在各地来看，有一些地区是可以做的，如果在地方有地方法来形成一个东西，可能对推动其他地方有好处，这是一点想法。第二点想法，上午到现在一些同仁对教育部的一些规定也好，一些令也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令的出台过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值得探讨的，可能很多人都有体会，可能两方面都有缺陷，一个在理论探讨方面，相关的一些法规需要有理论探讨，第二、需要有对实际情况的比较周详的调查了解，可能这两个方面，都会有一些不足。和前面的那个建议相关的，在一些地方，民办学校搞得有相当影响特别民办教育协会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可不可以组织，就是在这方面，真正是一些民办教育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组成一支队伍，就是中介的队伍，真正做一些探讨，做一些研究，这样既有民办教育实践者的一些经验，他们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体会，又有理论上的探讨，因为这个东西，除了激情以外，更多的是要理性的，要冷静，所以我寄希望地方的，中国比较大，各地情况不一样，如果哪个地方突破了，可能其他地方会产生相当的影响，谢谢。
领惠教育集团，校园在线教育集团的CEO 郗惠林：刚才我们会间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好多教育界的好朋友和伙伴都问我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使命，能够联手中国的很多多年辛勤耕耘的民办校长一起联手冲击纳斯达克，实际上我们办的事就是自己来解决问题，就是把国际金融资本更多的血液，注入给我们中国的民办教育，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刚才我一交流，原来有至少五家以上的民办院校接触过老虎基金，就是因为机制，就是因为产权，争论不清楚了，或者是本来教育土地也不能买卖，所有的现金流，到底有多少作为办学经费，到底有多少可以作为创新经营，到底怎么样去以市场为中心，可能原来机制本来就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尝试非常成功，我们现在跟30所高校签署了经营管理权的合作协议，并且我们注入了IT和电子商务和朗文英语等十多门优秀学科的经营管理权，就是我们自己非计划外招生带进来的学生，多数为大部分的院校增加了50％以上的学费收益，举例子说，当我们朗文英语一个夏令营，我们跟全国很多企业家商会合办的，光这一个夏令营，我们和唐山企业家一个学生收费8800，只来两个星期，这相当于民办院校一年的大学生收费，我们一个夏令营有6万个学生，这里面有很多创新大胆的想法，我想更多的将来会后可以跟我们的校长和教育家，还有合作伙伴去多聊，谢谢。
北京吉利大学董事长 罗晓明：其实会议在上午就安排，希望我能讲几句话，因为我真的为这个问题，这几天一直在考虑，不好讲，我认为确实不好讲，因为这里面太复杂了，中国的问题，很多时候大家拼命在炒作，拼命在批评，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原来说把学历文凭一停了就停了，今天上午我本来要参加会议的，但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其实这是最后一届的毕业学历文凭的毕业典礼，今天上午去参加了，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学生对学校确实是无限的感激，说了非常多的好话，可是我自己感觉心里很沉重，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形式，到今天为止，终于宣告结束掉了，所以我想你说独立学院的问题也一样，大家讨论这么多年，最后独立学院还是，批准独立学院的家数比真正批准民办大学的多，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这种问题确实非常悲壮。今天在会场上面，我感觉至少一半人我都认识，大家都觉得挺好，我觉得在这里跟大家报一个道，我是北京吉利大学的罗晓明，今天出席了这个大会，我想说的是，真的要想说，我想说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现在的当务之急，其实是要发展教育，如果说吉利集团99年到北京来办学，也是冲着1999年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我们感觉到军事力量太他差，军事力量背后是经济原因，经济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教育太差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国家面上面，我们如果再不参与到中国的民办教育里面去，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也已经有愧于这个社会了。到今天为止，比如说吉利集团，1997年由我在浙江主持吉利教育中心，2000年北京办了北京吉利大学，04年由我当董事长，在海南的三亚办了海南三亚大学独立学院，当时也是跟国家的政策，跟着你国家的政策走，你既然说独立学院可以，我就做独立学院，很欣慰的也很不幸的是面临这样一个现状，我北京吉利大学现在1620亩土地，现在还是一个专科学校，可是我在海南，投资独立学院的当年，土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千个本科指标，第二年又给了三千个指标，今年给了四千个本科指标，我们在海南独立学院可以有八千个指标了，国家政策的随意性，让很多人感觉到不公平，无论怎么说，我们从事民办教育的决心和信心还是很大的，我在好多会议上面说过，其实中国的民办教育，大家一定要坚持走下来，今天很多投资人在这儿，再走20年，如果中国的民办教育，不比我们国立教育走得更健康，我就跟大家打赌了，我在吉利集团做副总裁16年了，所以我自己就知道，中国的民营经济走得非常艰难，当时关于还搞不搞民营经济，中央高层曾经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讨论，曾经有人提出来，坚决关停民营企业，但是最后，中央还是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非常明智的决策，支持民营经济，所以民营经济，你看给他税收的政策，土地的政策，很多产业可以进军的政策，包括最近这几年，国家关于36条政策，各种各样的政策都给予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发展了，而国家现在的教育，太落后了，所以政府一定要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而再不要制造一种混乱，制造一种恐慌给大家投资民办教育产生一种麻烦。第二点，任何政策的出台，都要建立在一个法律的完备之上，如果说你这个法律是不完备的，你政策就出台的话，带来的这种后果是很伤人的。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我是今天当着这么多媒体朋友，其实一定要相信，充分相信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出于一种良知，为国为民在办学的，至少，如果我们再退一步，不为国为民他也是为他自己的人格和名誉在办学的，所以不要把民办学校和民营企业家投资人看成洪水猛兽，不要把他对立起来，实实在在说，比如说我自己是九三学社的人，我办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办得很辛苦，确实受到很多学生尊敬的，如果说没有我们的办学，很多人真不知道他现在是在哪一个监狱里面渡过，所以作为国家，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希望更理性一点，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张巨河：罗晓明院长对民办教育的发展，谈了一些真知灼见，似乎从他的讲话中，我们感触到这么几点，第一、现在可能是我们民办教育遇到了一些非常让大家忧虑的一些问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也存在着巨大的机遇，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也很清晰的看到，在教育这个领域中，有可能发生第二次发生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民办教育发展，有可能来自党和政府重大的支持，也得到机遇，但是这个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你开始没有准备好，机遇来的时候，你可能也能抓住，但是可能不能成为他的主力军。从另一个角度，也是从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要求我们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重责无旁贷的投入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勇气。感谢诸位，在我主持期间给我的支持和回应，下面我们进入下一阶段。
第五时段：下午3点30分—4点30分
民办教育产权问题的地方解决方案以相关问题的思考
21世纪教育沙龙、教育在线周刊07、08年度学术委员、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曹勇安：作为产权这个问题，如果说现在从国家统一政策和法律法规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曾有会议关注地方立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中国很大，发展很不平衡，如果我们一切事情要都是由国家这个层面上统一来进行解决，恐怕是很困难的。 其实法律法规政策，一般都是在实践之后，我们可不可以从法理上来讲有一个无罪推进，先走，地方上的立法推动了咱们整个国家的立法，这样的循环往复，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对于一个民办学校来讲，我可以这么说，现在好多人一谈，说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人家都是捐款，说人家有钱，其实中国人就是没钱，两千多年来，修桥筑路，办学校，三件大事，古今中外办教育这件事情就是从捐资的角度开始，我们民办教育促进法，我们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还有新下来的25号令，我们说一法一例一令，其实也是从捐资的这个角度上来做出的制度安排，必然要和我们现在的现实的东西，发生冲突。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产生的民办学校，事实上，不是捐资办学，早期没钱怎么捐，后期有钱不捐，因为我还想要再继续发财，所以整个中国这一块，从民办高校的角度上，今天我见到刘培育，刘老师，应该说活到咱这块的时候，真没几家了，我们九几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民办高校的一次会议，一共有500多所学校参加，真是空前的会议，我想可能也是绝后的，没过几年以后，六、七年以后，我们查一下，500多所胜了40所，今天参加会的有刘培育老先生的这所学校，有山西的牛三平，还有刘林海淀的，所以经常开会，经常是新面孔，每到会议的时候，最后我都说一句，争取下次开会咱一个都不少，中国的民办教育肯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但是不是每一家学校都能发展，更不可能都能发展，淘汰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这也是民办学校的生命力之所在，但是确实很悲壮。
我觉得在中国民办学校，应该把产权分成两类，一类是滚动发展而产生的，一类是投资办学产生的，比如说罗晓明是投资办学产生的，你和我们这几家不一样，我们当年办学的时候，没有一分钱广告是赊，每一寸校舍都是借的，教师是聘的，这样能批办学校吗，校牌是借的，人家加了一句学生是骗的，就是这样滚动发展起来的，像滚动发展起来的应该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类像晓明吉利大学是公司投资的，所以你是过户的问题，俺不涉及到过户，俺涉及到叫智力投入和知识产权的事，黑龙江在这个方面，对我们这些老的办学时间长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2005年出台的一个关于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于我们这样的叫白手起家，滚动发展起来的学校明晰了产权，所以我们不经意之间还完成了这件事情。如果要说得早一点，做产权的这件事情，我是1999年开始进行做的，在这里我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17岁就开始教书，我除了没教过特殊学校，盲聋哑的特教，没有在幼儿园当过阿舅，我全都教过，我下过乡当过知青一直到高校，作为我来讲，当教员的时候，我对有些事情看不太惯，我就想，我说校长办事这么左呢，我说我当校长我绝对不这么干，后来我当校长了，我不想干的事天天干，想干的事干不成。我做过教育处长，也不行，其实是一种体制的问题，我投身到民办学校来，其实我就想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这样开始了发展，也走到了今天。我想我们需要先把概念搞清楚了，你说咱投资的过不过户，不过户紧缺资源的那东西不给你，你现在靠什么，民办学校发展不就是想要稀缺资源，你要了本科就是稀缺资源，你能发学历文凭就是稀缺资源，有了这个你就能发展，没有这个你就不能发展，你不过户就不给你，你发展一个试试，不可能的。还有一类就是属于滚动发展的，甭把它混到一块去，混到一块去这件事情就不太好处理了，所以说从事实出发，我这块要简单的说，就有点这么个内容。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发展也是如此，先从经济领域咱们开始做，现在经济领域已经进入到打扫战场的程度了，经济领域追求的是市场化，社会领域里头追求的是政治化，政治领域追求的是民主化，这三化在不断的进行交替和发展，现在是走到了民办学校提出相关产权诉求的这样一个阶段，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产权作为现代学校制度当中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国家提出的比较早，但是这个东西提出来以后，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实质性的探索。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实际上咱们现在老说现代学校制度，现代学校制度是这三个制度有机构成的，而且这三个制度里面的核心制度是产权制度，我们说产权制度问题，国家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扩大招生不可能，政府投资办新的高校扩大规模也不可能，提高收费标准，扩大办学规模还是不可能，制定政策吸纳社会资金，发展民办高校，这是必然的一个选择，所以你不要看到现在是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成潘懋元先生的意思，现在为什么没有被叫好，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一点，因为民办教育促进法35条规定，投入的资产转为法人财产，投资就变成了捐资，你到36条，学校存在时，产权和举办者没关系，到59条，学校终止的时候，他还是没关系，因为安排退出的时候，没有他。所以根本就没安排退出机制，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最开始，我所提出的这个东西，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改革开放以后，不是捐资办学，开始是融资，后来是投资，干脆就没有捐资这个事，所以说一法一例出来的时候，跟这个确实是抵触。29年改革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从诞生起就有了明晰的产权，就导致国有的不如集体的，集体的不如自己的，这才是根本的。在学校层面我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发展，因为我们的发展，其中还有一定的国有资产参与，因为在我们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滚动发展太慢，银行贷款太难，集资办学太险，我整合计划经济下的教育资源，我的观点建一个学校不如买一个学校，买一个学校不如改造一个学校。所以我的学校是这样来进行发展的。但是我在接收这些公办学校改造的时候，这是1994年的，我就特别的注意了这么一条，国有资产无偿使用，所以你不能说我接收了你，改造完了以后，再接着增值的还是你的，这个为我们后来的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我一共接了两次，头一次接的是职工大学，第二次接的是中小幼。这是我们一个教育集团，我们搞的比较早，1999年开始，我实际上说你做这玩意是干什么的，我做这玩意就是想要做一个实验，没有更多的一些复杂的想法，所以1999年我就想要把它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落实主人翁的责任感，真正使奋斗者有一个现实的经济基础，否则，靠觉悟，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利益，觉悟和利益的有机结合，你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所以1999年我们开始来做这件事情，应该说我们的市委市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的体改委直接参与进行来了。
我们的改革方案，因为我这里头带的是什么？带的是全民教职工，所以改革方案就是用后来企业的改革，就是买断身份。所以我们形成的是这样的，这个和咱们许多的一些民办的应该说难度更大一些，因为我这里头，本身就包含了那些全民所有制的教职员工的身份的转变问题，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可能不存在身份转变还不太一样。有的人说，你这是不是完全进行产业化了，政府就不管了，其实不是，我们设计了这么一套，政府还是继续投资的，政府投资到民办学校，也不叫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他形成的是国有资产，社会想要积德就捐资到学校，想要发财的就融资到公司，形成他的租赁资产，然后以租用的形式返回去，其实晓明你们做的就是按照那个方式来进行做的，我这个最早发表在2000年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上，七年前，其实后来好多一些学校是按照这种方法来进行运作的。通过教育券保证教育的公平，学校分成民办和公办，谁办得好，学生愿意去，最后教育经费拿回来了，否则我们现在的财政，教育财政不是公共教育财政是公办教育财政，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你要想得到多的教育经费，你把学校办好了就可以了。这样就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格局，因为在这里头，我们既有法人资产，有个人资产，同时还有国有资产。但是你要把它明晰了，就是产权关系明晰化，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主体人格化，和产权属性商品化，产权属性商品化，今天好像是哪一位同志提出来了，要建立一个产权交易平台，产权交易中心，这是根本性的，但是前面这些事完成不了，不可能实现这种商品化，没有这种商品化的流程，没有生生死死总是万寿无疆，任何的一个事业和行业，都不会发展的。这是我们当年的时候，在滚动发展的资产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把我们的资产，改革改到最后，体改委一个意见，到国资委又一个意见，最后国资委的意见就是给我们定国有资产，说你再接着发展一些还都是国有的，是这样的。国有就国有的吧，作为我们当时来讲，我们就同意了，所以我有国有资产登记证，第二年他就批了我民办普通高校，我们是省里第一批，一共批了七所，那六所都给了副厅级行政指标还有事业编制，我就找他了，他说你是民办的，我说我是民办的，我全是国有资产了，民办现在就得分，你要说我是公办的也得跟他一样的，后来我们省里头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玩意，所以这在中国民办的唯一的一个副厅级事业单位。所以我们最后的改革，是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提出来了，然后紧接着05年黑龙江人民政府拿出了若干意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完成了整个产权明晰过程，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