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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沙龙/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发展顾问团主席 张巨河：尊敬的邬旦生主编，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第一个要表达的是感谢，跟21世纪教育沙龙合作，跟咱们教育周刊合作，一年多以来，感觉更多的是收获、启发，不断的结交很多中国教育界各界的专家、学者和在一线的教育家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对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升。我是搞教育项目研究的，在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工作了十年，一直做引进国外教育项目——估计剑桥少儿英语大家都知道，我在教育部95年开始做知道。然后做哈佛多元智能，用适情教育的模式，来推动中国教育发展。我是想尽一己之力，但是我感觉也有许多无奈：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资源问题，一个是调整问题——机制的调整，包括政策的调整，包括资源的调整。
我感觉到，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对这个平台来说，我觉得应该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个方面，21世纪教育沙龙和教育在线周刊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教育的这么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它在探讨21世纪教育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管从各级部门，对教育机构的设置，往往很多是预设的。很多教育发展问题，没法事先研究，因为他职能不是做这个的。我们这个平台，根据我们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经济发展的需要，包括我们机制的变化，可以做及时的调整。
我觉得21世纪教育沙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宝贵空间，这个空间既是我们的机遇，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你就是这个身份，你就有这个背景，你就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第二方面，我们这个平台具有第二个背景，是人民政协的背景，人民政协它的职责，它的职能，它的资源，它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在教育这块和政协如何结合，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所有的人都要珍惜这个资源、好好使用这个资源。发展我们事业的一个必由之路，这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责任。第三方面，就是媒体的资源、媒体的背景。这个特点就非常显著：首先他的发起者就是媒体，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媒体。同时我们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发展都和媒体息息相关，刚才我们谢湘大姐讲话也是，媒体人更多的关注这个平台。所以我觉得，在这三个背景下，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不管搞研究的、搞实践的，还是搞各种探索的，我觉得都应该从中找到空间。这是我说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表一个态度，不管跟顾问团是怎么样，是否卸任还是现任，还是未来，我始终会特别关注到这个平台，而且愿意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平台，只要是能需要的，可以自己努力，同时也动员各界朋友来支持这个平台。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多结识各界专家——因为中国的教育家的产生，真正的产生教育家，应该从教育实践中来。现在我们这个历史机遇，给中国产生教育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遇，这不是前几年就有的，或者十几年前就有的，应该说现在这个态势很明显——今年3月5号，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讲，要发现和培养一大批教育专家来办学，办学者要有发言权，他们要有话语权，要能够成为有教育家的机会，过去很多我们认为教育家可能从理论界产生，现在看来应该是多元的主体。我是十几年一直跟教育产业密切相关，从92年开始小平南巡讲话，我们搞教育产业的一方面改革，把考试和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感觉到中国教育的变化，和教育产业的变化。我感觉，现在我们觉得，确实中国教育面临了有很多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所以最后一句话，希望我们大家多交流，共同发展，为中国的教育做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应该做的事，实现我们的教育梦想，谢谢。
贺春兰：我们07—08年度我们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我们同时设了在京和地方两位学术委员会主席，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他们背景的不同，还有观点的交锋。那天我跟新任沙龙学术顾问团的韩民主席和吴华主席沟通的时候，我说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不同倾向的，或者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但是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21世纪沙龙特别强调包容和建设，特别强调把不同观点的人吸纳进来！我想今天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也是随时面对冲突的社会，所以我们恰恰要影响不同观点的人，最终推进我们的事业。下面我请周刊/沙龙07/08年度学术委员会主席，韩民先生，谢谢他。
国家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21世纪教育沙龙07—08年度学术顾问团主席 韩民：谢谢春兰主编。作为新一届的沙龙委员会主席，一方面我很高兴，感到很荣幸，另外也担心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后来春兰主编说服我，我还是答应了。我基于下面几点考虑。第一、我非常赞赏21世纪一教育沙龙——多元背景，无边界交流，和它的包容性。我觉得这个在学术研究方面，特别是我们有关教育政策领域研究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自己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长期从事宏观教育政策研究，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政策研究，尤其是我们在制定过程当中，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制定政策，这一点我觉得我对这样一个组织原则非常赞赏，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看了一下过去我们若干届沙龙的一些研讨的主题，实际上我一直在网上和报纸上，通过一些媒体我也看到过一些，我觉得我们这个沙龙，它所关注的问题，都是我们现在教育政策，教育发展过程当中，面临一些重大的政策课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参加这样一个沙龙，对于我们从事宏观政策研究的会很有帮助，很有启发，这是第二点。第三、我想很重要的一点，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结识新朋友，可以见到很多老朋友，包括今天早晨我来了以后，看到很多年没见的一些老面孔，也见到一些新的面孔——包括在座的吴华教授，虽然我们观点上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在一起讨论教育的问题；包括张铁明教授，我们二十年没见了。但是我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结识新朋友讨论问题。作为新一届沙龙的学术委员会主席，我也想我对沙龙也有一点期望：一个就是我希望我们在多元背景，无边界交流通过包容性的学术讨论——21世纪教育沙龙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使我们能够对于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一些重大的问题，能够提供不同学术观点交流和碰撞的一个机会。在这些方面我希望能够发扬过去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同时能够更进一步。另外一个，我希望我们这样一个沙龙能够成为对我们国家教育发展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更积极的影响的这么一个平台。第三、我想借这样一个机会，也恳请大家对这样一个沙龙，给予更夺得支持和帮助。为沙龙本身可持续发展更多的出谋划策，在这儿我也表一个态，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吴华教授一起，对这个沙龙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贺春兰：接着我们请出吴华先生，地方制度创新这个词最早我从他那儿听说的——他说：“小贺我们应该关注地方的探索，中国这么大，21世纪沙龙走到今天，我们希望我们提出我们一些解决的思路。”这样我们特别吸收了吴华先生加入，请他来做我们的主席，他非常敬业。谢谢。
21世纪教育沙龙07—08年度学术顾问团主席、浙江大学民办教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吴华：感谢我们沙龙的组织方和春兰主编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有机会跟大家更广泛的交流。沙龙邀请我和韩民共同担任07、08年度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想我要做的是像刚才前任主席史朝教授所说的，把这个沙龙的优良传统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在大家的共同的支持下，能够使我们这个沙龙进一步发展——这是我和韩民先生共同的愿望。我们这个沙龙，通过这几年来的运作，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概念框架——多元背景，无边界交流——这个框架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架构，灵活扎实的和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能够吸纳各方面意见的这样一个制度架构。在几年的运作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沙龙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舆论平台和一个政策传达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今年我们能够邀请国家教育发展中心韩主任来共同担任我们这个沙龙的年度主席，也意味着我们这个沙龙在这方面会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希望我们这样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努力，能够为国家的宏观政策的改善，做出一些新的贡献。
我们这次这个主题有这样的一些背景，在大家材料里面可以看得见，我想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从2002年底出台以后，大家发现，对于当时立法过程当中，大家所关注的产权问题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于是大家寄希望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这个问题上面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到了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仍然被回避了，所以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产权问题一直是处于模糊不清的这样一个状态。在去年由于江西的民办高校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引起了教育部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并且出台了一个25号令。特别在23号令当中，专门提到要在一年之内，要让民办高校它的产权要进行一个过户的安排。但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过户的安排，应该说现在在观念上面，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面，都含有很多不够成熟的地方。而且现在实践当中，目前推进的这样一个工作来看，似乎还有很多的障碍。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由21世纪教育沙龙希望对这个问题来汇集全国的智慧，为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一些建议。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研讨，我们能够把各地的有益的探索能够互相交流。比如说像我们这次请的曹院长，据我所知，他们齐齐哈尔技术学院他们所做产权方面的改革是非常有创意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做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探索会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
我想是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我们民办教育在产权问题上面，它最终有哪些可能的状态。比如说现在我们民办学校，按照我们的一般的认识，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如果我们把它作为非盈利组织，则自然要求有不同的产权状态。第二种，按照原来的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跟我前面说的已经不一样了，由于这个条例现在已经废止了，这种状态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三、按照目前的相关法律，仍然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是不是今后仍然保持这样一种模糊状态。这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二个是对于这些不同的最终状态的设计：我们应该选择一些什么可能的途径来到达这样一个状态。对于不同目标的设计，我们所选择的路径应该说是有极大的不同。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进行探讨。刚才春兰介绍了，我跟韩民虽然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在一些学术观点上面是有一些分歧的。这些分歧我想并不会影响我们客观、理性、建设性的来探讨我们所面临的民办教育的政策问题。我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我是积极的推进以市场取向的这样一种公共政策的演变。它背后的理念是在于我们现在政府治理的转变，我们公共治理的转变是从原来的把政府当成提升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唯一主体。现在的很多观点认为，除了政府以外，市场机制是保障公共利益的一种非常有效和不可忽视的机制。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也可以看成是第三种机制，也就是民间的自治的这样一种协商的、协调的机制。现在提升公共利益，有三大机制：政府的、市场的和自治的。在我的这个视野里面，我们政府的这个机制，现在仍然在非常强势的运作；但是市场的机制，它总是受到大家的置疑，没有有效的发挥作用，当然它也有一些负面的问题；另外一种就是现在正在发育的自治的、协调的、民间的这样一种机制。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市场的机制来提升和保障公共利益。谢谢各位。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主编、21世纪教育沙龙秘书长 贺春兰：谢谢，咱们周刊还有21世纪教育沙龙，从2002年诞生以来，一直得到非常多的支持。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下，特别成立了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合作伙伴联谊会，我们请罗晓明先生做我们联谊会的主席——因为他非常有公益心。在这之前我们对合作伙伴的建设和持续的服务是不够的，五年之后，我看到了我们周刊差不多是最早合作的客户施振西先生。我昨天晚上见到他以后，非常感动，今天他能够这么信任我们赶过来，我非常感谢周刊的每一位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可能给我们提供了资金，资源和开会的会场等等等等。总之教育在线周刊都铭记在心。下面我们进行下一时段。
第二时段：9点30分—10点30分
民办教育发展遭遇产权困境——民办教育实践者的感受与发现
主持人：21世纪教育沙龙、教育在线周刊07、08年度发展顾问团副主席、天地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钧：谢谢春兰，也谢谢各位。 在今天的整个社会管理上，似乎缺席审判的事情很多。很多时候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很难被倾听到。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出民办教育的实践者。首先演讲的是张杰庭董事长，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我们光彩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张先生对于教育上的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很有感触，叫“有了钱一定要办教育。”我们先请张董事长。
全国政协委员、光彩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张杰庭：感谢主办方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今天讲的纯属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妥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到今年在民营企业工作整整20年。同时在民办教育领域里面工作，我从1993年开始投资民办教育，到今年14年，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同时也作为一个民办教育的投资者和实践者，我想我应该有资格来谈谈我们对民营经济和民办教育的一些看法。
从事民营企业这么多年，我感受很深，这么多年我们在政府的这种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下，民营企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因为最开始，我们两手空空，一张文凭，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商海里面游荡。在过程中，政府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在政协、在人大，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应该是很高的。政府在金融政策、人事政策等等一系列政策方面，都给了民营企业家巨大的帮助，我刚才看到原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指保育钧先生）也在场。相比之下，我感觉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态度叫“不支持，不反对”，同时政府对民办教育这块叫限制性发展——从各种文件当中看出来，如果真是想投资民办教育，能够进入这个门槛的——我在国内企业家里面应该是有份量的一人（据了解，张杰庭已经往民办教育上先后投资了6个亿）——没有几家能进到这个门槛，为什么？门槛太高了。 政府怎么想的：我抬高门槛，就是让大多数人进不到这个门槛——我们跟教育部在探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也在场——探讨这个政策时去了十个投资者，十个投资者全部反对。教育部怎么想——我不管你们反对不反对，我该定我定，定完了我就执行。所以说这是不平等的。最初政府鼓励我们投资二级学院的时候，我们也办了二级学院——因为高校扩招，政府资源不够了，让大家投资。投资完以后，政府出冷手，改变游戏规则：要求我们人数12000人，我们按照这个预算，今天给我们的指标不到6000人，按照这种预算不用说赚钱，亏损的额度都是无法估量的——我刚刚看了我们邮电大学，三年下来，不算投资、不算我们前期任何投入，静态算帐亏损49万。这种状态学校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政府出台新的政策，叫一年之内资产过户。民办教育资产，按照目前的相关文件，在存续期间属于社会财富不属于企业所有。只有清产的时候才可以拿回来。当一个学校清产的时候，又要面临很多官司。——就这样几百亿，上千亿的资产就被政府“没收”了，这种解释是强权的解释？还是在“公平”状态下的解释？给投资者的感觉是，我就这样，你爱干不干。你不过户停止招生，我停你指标。我们非常无奈。我们只能尊重政府的事情去办事。我自认为是一个有觉悟的投资者，搞了12年的民办教育，我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政府财政补贴，我们投资6个亿的资金，为什么？就像主持人讲的话，我当时有个理想，“有了钱要办教育”。我拿了企业挣出来的钱，一直在向教育投资。目前来讲，搞教育搞了十几年，确实是没有觉得像民营企业干得那么痛快，企业碰到事情，可以跟政府协商，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向政府反映，不管通过工商联，还是通过政协渠道。但是教育里面出了问题以后，我们没有地方说话，没有渠道去说话，你跟谁说谁也不理你。教育系统很多领导，无论你怎么反映，他们该怎么干怎么干。我们一些想法得不到支持。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是想推动一个行业的进步。中国教育有明天，一定要靠民办教育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现行的政策，并没有给民办教育大力的鼓励支持。《民办教育促进法》里面提到我们和公办学校的平等。事实上目前根本不平等。政府鼓励我们把资产留给国内，于是我们把办教育的积累投给固定资产，但是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你投完资，建完了东西，政府收走了，变成社会化财产了。从出发点来讲，政府是在规范民办教育，但是他的结果和出发点是反的。现在这些民办教育的投资者怎么办？面临政府出台的政策我们怎么办？举个简单例子，像民营企业我们可以进行股权重组，进行资产置换，有多种形式发展壮大民营企业。但是教育不可以。我们民办教育没有退出机制：我跟教育部有关官员谈了多次，如果民办教育没有退出机制，这个民办教育根本办不了。现在我们退不出去，怎么办，就要想招儿——这个招数说白了都不是什么好招。所以我们希望教育部在立法的时候，真的，应该多多的听取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是一线的操作者。我们这么多年不遗余力的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我们是真的想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民办教育里面有害群之马，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感冒，全民吃药”，这是不行的。你制定政策起码要让我们探讨探讨，公示公示，不能这样，如此多的限制性政策仓促出台。这样对国家财富是一种浪费——因为民营企业的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民办教育者的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想跟政府谈，政府有时候也听着，听完了以后，也没结果，反正政策也出台了，我们今年必须做，不做把指标停了，不做怎么着怎么着了。——这种硬性的剥夺会造成国内投资人的恐慌，《物权法》马上要出台了，你怎么说我们投资的东西变成社会的财产呢，本身来讲这就是违法。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的时候，我说与其早出台不如晚出台，与其晚出台不如不出台。如果立法以后所有人都在犯法，这说明我们的法律本身就有问题。从目前的政策法律来讲，不犯法的人少。作为一线操作者，大家老在一种犯法的状态下生存，这个事业、这个行业怎么能发展？怎么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我以14年的民办教育经验讲，我感觉中国民办教育的政策环境，比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要落后15年，这是我的感受。
下一个我想谈谈教育的对GDP的贡献率的问题，发达国家教育对GDP的贡献大概百分之八点多，中国只有2.7%，同样的投入我们效率比别人低三倍多，并不是中国教育经费不多，很多教育经费在浪费。
总之，对目前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我自己定了一个结论，民办中小学叫自生自灭，民办高等教育叫无序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的民办教育，能够发展，能够生存，这种发展和生存不是建立在公平的法律上，而是建立在政府人事的关系上，弄指标，弄这个那个，靠这种行为的话，这个行业，这个事业不可能有太大的进步。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纯属谬言，欢迎各位指正，谢谢。
广东岭南教育集团董事长 贺惠山：非常高兴能参加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组织的这么一个21世纪教育沙龙，在我们民办教育最需要沟通，最需要声音的时候，这个沙龙的举办是一场及时雨。第一、我觉得有这么多的界人士能来关注我们的民办教育，非常感激，说明大家对民办教育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支持。作为在第一线的实践者，这么多年的办学当中，确实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从我们岭南办了快十五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办学集团，从幼儿园办到大学，也有一万多的学生，我们十多年走过来的感觉，我觉得民办学校发展最好的时刻，就是政府干预最少的时刻。我们地方的立法——广州市的管理条例列得非常好，是全国第一个地方的立法。我觉得那个地方立法立得太好了，给我们很大的自主权，那时候我们发展很好。从国家来讲，民办教育越来越多，相应来讲它的管理当然是越来越多，或者说越来越规范。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到了，一些有偏差的政策或者一些做法，确实是非常的影响着我们民办教育的发展。我们的学历文凭试点，探索了七、八年。教育部一纸文下来，全部倒掉，像我们广东的高收费的学校，从最开始办起来，很多的地方也办了，办得很多，后面也是一纸的政策一来，都倒下去了。他们倒下去并不在于他办学的质量、管理或者运作上出问题，而很大的问题出在政策层面。包括我们的民办教育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独立学院，所谓的名校民办。很多的政策，我们感觉到我们有时候招架不住了，我们在一心一意做好我们的教学，做好我们的管理，抓好我们的内部建设，练好我们的内功。但是我们最难对付的就是政策，上面一纸政策出台，往往让我们如临深渊、招架不住。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强调和谐的社会，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维护各自利益的社会。应该怎么样出台一个政策？一个尊重民办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政策出台，我想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真的太重要了，非常非常的重要。政策影响是对我们行业致命的影响。
我们现在感觉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产权、回报，还有我们的投资者、管理者、经营者这些关系，投资权，所有权，管理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投资者跟董事会，跟我们校长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你看看我们的25号文，法人代表是学校安全稳定方面的第一责任人，但又说董事长不能干预我们学校的正常工作，这不是矛盾吗？你让人负责，还不能让干预，你让人家投资，又不能给人家回报。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在法律层面上去界定我们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的职责问题。在这一点上，《公司法》做得非常好，我们有必要借鉴一下公司法的运作模式。第二个问题，从政策层面上，应该给予更多扶持：包括对民办学校学生的助学贷款扶持，包括民办学校老师待遇和地位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对学生和老师的扶持，我觉得这是政策层面的东西。民办学校的运作，应该在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下，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然后通过我们行业的自律、管理，这才是整个民办教育比较可行的运作模式。
民办教育现在很多的风风雨雨，我想我们需要这样的传递声音、促进沟通的平台，同时我们要心态放平和，认认真真的做好我们份内的事情。
我相信民办教育是社会的需要，是我们大家的需要，明天会是光明的。
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华天职业技术学院肖川：我珍惜我的五分钟，讲正题之前，说一个心态，我是一个企业家，卖掉自己的公司，套现5300万启动的华天学院，华天学院总投资已经投进去的超过2.5亿了，目前还在进一步投资，校园总规划也是6个多亿，我现在的心态是，我特别怀念我原来做企业家的日子，我们工商联的领导也在，如果还可以回头的话，那么我愿意现在把这个学校，比如说我请一个人来办，或者是政府说你捐出来，我就给你什么肯定，我愿意捐出来，我重回我们企业团队，重回我们工商联的门下。
我讲三个感受。第一、民办大学的举办人是投资人还是捐赠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给予明确，在法律法理规定方面必须明确：捐赠人有捐赠人的社会认可，投资人有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政府要以模糊态度处理的话，这个行业将没有前途。或者说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的话，那现阶段我们这个时代来举办民办大学的人将无疑是一批牺牲者，甚至可能还引起千家万户的一种动荡。举办人的合法权益，按照法理如何得到保护，我引用一段民办教育促进法起草人之一侯小娟老师的一番话，“物权法出台以后，我们应该承认民办教育举办人对学校的产权，举办人可以通过学校董事会的形式实现其对民办教育的产权。应该在不损害学校资产，不会造成学校资产流失的情况下，允许举办人对学校财产的继承及转让，在经过法律允许的条件下，举办者可以自行要求终止，并且在终止前进行财产清算，根据物权法的精神，我们应该保护物的归属，而不是无偿剥夺。在民办教育的退出机制上，尤其如此。”这段话引用完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快30年了，事实证明，这一新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办教育也是因为新时代的来临应运而生，我们全国300多所正式建校的民办高校及一两百万师生，我是大概的数字，可能还多，数百亿校产，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行业群体，政府出台法律法规条令，必须要慎重。无论是垂直联系还是横向联系，要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否则问题是严重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也许我个人的观点有误，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基本准则，和以前不一样了。
第二、关于民办大学的倒闭，我想说几句。真正民办的举办者，在过去这些年，恶意的行为非常少，几次倒闭，多半90％以上是因为政策层面带来的，一个政策出来倒一批，再一个政策出来倒一批。一个政策出来，整个民办举办者层面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恐。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不知道怎么退出，我们都这样了，我们学校能够进入良性状态吗？这些师生怎么办？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心里话，没有办法说，只能躲着。
第三、我想举一个例子，现在民办大学的投资，很多都是以比较少的资本起步，但是现在发展到大的校园建设投入这个阶段了。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融资和资产重组的话，民办大学必然陷入资金链非常危险的境地。政府限制了投资人进入校产以后对资产的支配——至少现在模糊——依照法律我们能不能转让，转让手续怎么办？转让以后我怎样才能和对方一起增资？举例来说，华天学院我需要傍个大款，我转移40％的股份，按照各自的股比一起增值几个亿，有很多财团可以做，但是我们法律层面没有依据，你在限制这个资本的流动，而资本一旦不能流动就死了，这个行业的活力就没有了！我简单讲这几句，谢谢。
深圳振西科技学院董事长施振西：我们是个科技学院，应该是民办高等教育里面日子最难过的，或者说我们曾经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打了头阵，我是1996年第一个在深圳开办的全日制大专，也是最早办学历资格考试的。我也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家搞职业教育的，从80年代中期，从杭州办，然后不行，赶到深圳，深圳我领头做。但目前日子很难过，我们有300亩的校园，办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这么大规模。但是我申办一个中专申办三年不批准！我们深圳有五家民办高等教育，四家垮了，只有我们一家还在运转，但是日子很难过，我现在对付的办法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早期是为没有深圳户口的子女上学，因为当时没地方读书。现在他们都有地方读书了，不要我们了。我只有一个理念，均衡教育，深圳有一千两百万人口，国家管两百万，还有一千万，这一千万人口，有的为深圳打工三五年，有的打了十几年，子女没有地方读书，因为没有户口。尽管我们很艰难，但是满足这批人为深圳做出贡献的人的受教育需要这个理念支持了我们。
另外，你不给我计划我照样招生。我取个名字叫加盟教育，我跟国内国外各种高校合作，各种形式的，我想我照样发文凭，虽然文凭不是我的，但是品牌毕竟是我的，绝对是我招生招进来。你没法管我——我没有计划指标，但是我的毕业生绝对就业是100％。不吹牛，供不应求，因为深圳有这个地区优势。第三、我还想现在我们正在想收购我们一个合作伙伴，听了大家讲，像禁区一样围住了，出不来了。我想我还是聪明一点，我想新东方应该是一个出路，你搞一部分包括土地，不要全部用教育用地。你有一部分在外面可以运转，有些项目，不放在教育局管的，我放在工商局管——我最近有个项目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你放在教育局管的，别人都不投你，你放到工商管，将来很简单，做大了以后拿海外上市，别在中国上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自由拓展发言：
北京计算机专修学院院长：我讲几点，第一、我是同意大家对教育部的这种意见，我绝对同意，但是我同意的角度跟大家都不一样，我觉得第一点，办教育应该有牺牲精神，办教育就得要考虑到，你是对社会做贡献，我是不同意这种教育的拿来以后，这种资产作为我投资的重点，这就是教育产业化，如果我觉得教育是我投资的增长点，我投资的回报增长点，我才办教育的话，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办教育的人，应该做这样的牺牲，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觉得中国的政策不稳定导致大家这么多意见，但我想一开始就把一些东西说清楚的话，很多人办企业可能不会办教育，这是第二点。我是1994年从美国回来的，我觉得中国政府最主要的问题在这几点——没有看到教育关键是在质量，因此才导致了整个民办教育不是抓质量，是抓硬件，抓规模——这是中国教育最可悲的地方。本来文凭考试试点进行的挺好的，而突然间文凭考试取消，这是第一个失策，第二个失策，提出各种教育机构各种不同的办学条件——什么学校要有几百亩地，多少建筑——全世界，就我所知道的，至少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来判断一个学校的等级，这是第二个错误。第三个错误就是搞什么二级学院，把中国的民办教育引上绝路。可是我们这些企业家也要清楚一旦走到教育领域，那就要清楚教育家和企业家应该有不同。第三个问题，我感觉教育的关键是质量，不是规模，现在到了会招生就可以当校长，这种状态中国的教育还有希望吗？！第四个问题，我就不说了，在我读博士生的时候，在六七年前，我就在研究《物权法》，我觉得教育应该有教育的物权法，但是我觉得教育应该是个公益事业。所有办教育的你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为社会做贡献。目前民办教育这个结果是政府造成的，不是在座的企业家造成的，我就说这么多。 田坤律师：我在咱们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强调政府要诚信的购买社会的公共服务。刚才那个女老师的观点我不大同意：教育是要讲奉献，讲贡献，这没有人否定，教育是公益事业也没有人否定。但是法律里规定的教育是得到合理回报的，这个前提是不能变化的，上升到国家意识的东西，不能随时更改。理解上可以有，所以在民办学校产权的问题上，一定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操作，不能突然间增加一些原来没有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这也是表现在《物权法》里的一些观点。产权过户的过程当中，民办学校的资产要花掉很大的一部分来办理产权的手续，这一点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再有，民办学校如果你让他办的时候，本身就有一个前提，因为他有一定的资产要进行登记的，而我们到北京市也查过一些学校。原来做一些诉讼，针对北京的民办学校的一些起诉，最后这些民办学校我们到民政部门查的时候，他04年还在登记，04年以后就没有了，可这个学校现在还在招生，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如果教育部要管得严的话，应该从这个角度加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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