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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毛教授，是不是有了一个透明的、完善的程序以后，就有可能保证被问责的官员，既保证发挥他的才干，又保证民众对处理他的这种措施不会有非议？
毛寿龙：
对，一般来讲，我们说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对干部的要求，尤其是对政治任命官员，对政治家的要求，没有严标准、高要求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讲，像国外的话，很多像这种出了事的政治官员，一般来讲，他的政治生命基本就结束了，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我们可能对相关官员技术性的措施理解，比如说像辞职、免职，这个职到底是什么职，或者说调整，建议免职或免职，这种调整，正常的平时也可以调，调的职是职务还是他的整个岗位，或者跟他的福利有关系，跟公务员的身份有关系。所以这些技术性的标准不是很清楚，使得我们老百姓认为，免职了就好像是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公职，失去了干部身份，失去了公务员身份，但实际上这个免职很可能是在所有的处分里面是最轻的，连《公务员法》里面都没有提到的，公众的理解和实际执行的理解差距很大，可能也是目前导致相互之间，官员做的事情和老百姓往往不能接受。我们感觉问责的时候好像是免职了，免职了，问责风暴雷厉风行，但是过段时间复出了，感觉是又雨过天晴了，所以大家又非常不满意，这个不满意，官方的反应，地方政府的一些反应，又让人琢磨不透，一会说他实际上没有正式任命，只是在帮忙等等，这更不能让人信服了。
主持人：
好，谢谢毛教授，刚才毛教授说到一个对比，就是说在国外的某些官员，一旦被引咎辞职，或者被免职之后，可能政治生命就完结了，为什么我们和他们有这么大不一样的地方？
王锡锌：
可能是官员在产生的机制上，首先产生的机制上有一些差异。
当然官员的引咎辞职，或者说被免职，也要看它产生的适用。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引咎辞职，可能是基于道义上的，某种道义上的责任，本身我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这种道义上或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说官员我们形象讲，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制度应当给他这样的机会。
但是有的官员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是因为品行，或者是因为重大的一种失误，或者是渎职而导致了这种问责，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说对这样的官员，可能要有更多的，即使他有可能复出，我们也要有更多的，我们这里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主持人：
说到理由，王教授，您觉得是引咎辞职这个标准不清晰占的分量更重？还是说各级各地政府对引咎辞职的执行不利占的更重，从现状来说？
王锡锌：
这两个问题可能都同时存在。首先我们来看引咎辞职，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从中央的规定来看，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就是在标准上，塑料有了一些杠杠，但是这些杠杠太原则化了。
主持人：
弹性太大。
王锡锌：
所以我们现在叫官员问责制是一个柔性的，或者叫弹性问责，而刚性问责相对来说现在比较缺乏，之所以刚性问责这个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我看最主要的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现在问责制度主要是在系统内部封闭进行的，民众基于这种外来的这种监督参与，相对来说现在起的作用还比较小。
主持人：
这是一个。
王锡锌：
对。第二个，我们的问责机制比较温柔，而这种温柔本来是可以，但是温柔的问责应该与严格的法律究责，这两个要结合起来，所谓法律究责，我们现在对公务员，对官员。
主持人：
就是行政问责。
王锡锌：
不，我们有纪律处分，各种各样的行政处分，我们还有《刑法》上要有相应的如果说……
主持人：
我们有司法问责吗？《刑法》上有规定吗？
王锡锌：
我们当然《刑法》上有规定。
主持人：
但是我们用过没有？
王锡锌：
我们在一些个案中也用过，比如说一些违法侵占土地的这种情形，官员肯定是要问责，但如果你触犯了《刑法》，当然也会问责，但这种情况，一般温柔的问责和法律责任的追究，它的衔接不够完善。
主持人：
没有外部的监督，自己内部又温柔的话，这样就可以产生很多问题，也可以隐藏很多问题。
王锡锌：
隐藏很多问题，于是有些评论就指出，我们现在的这种问责制看起来是要为民去追责，要体现出有权必有责，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一方面因为标准过于宽泛，另外一方面，操作过程中弹性又过大，所以导致我们刚才说的行政问责制看起来声势很大，但是正在演变成保护官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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