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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背着骂名死”
新京报：听说在监狱里你收到了妻子的离婚协议书，什么心情？
钟枚生：没有什么感觉，她和我离婚是必然的。
新京报：心里是否会责怪她？
钟枚生：怪她有什么用？怪也是心里面，我在监狱里，就算怪又怎么发泄？没有办法。
新京报：后来你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钟枚生：那时感觉监狱里的生活比农村最苦的日子还苦。我做了7年木工，立过两次特等功，后来还立过不少大功小功，本来可以抵消刑期，但后来有人不同意，我还是坐满了牢，一共是10年零27天，数着日子过的。
新京报：出狱后，你怎么生活？
钟枚生：出狱时是1971年的正月十五，那时我妈已经去世，我和我爸抱在一起，哭了好久。再后来我就结婚了，有了孩子，想好好过日子，但日子没法过了。人人都歧视我，欺负我。
新京报：怎么歧视你？
钟枚生：这些年走在路上，我一直感觉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这是个劳改犯。我做什么都被歧视，出狱以后搞副业，在河里打点鱼，住在河边的人就会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我是劳改犯，要防着我进去他们家偷东西。
新京报：这种歧视是否可能是你自己多想了？
钟枚生：你不知道，村里一传十十传百，不好的事情一下都传开了，不光是对我，对我的家族也有影响，我有个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时发现他爸爸是地主，弟弟是劳改犯，升迁的事完了。
新京报：这样的事情让你很受打击？
钟枚生：不止这一件，事情太多了。年纪越大，我越觉得难受，我得弄清楚，不能背着骂名死了。
“我要求赔偿”
新京报：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来证明自己无罪？
钟枚生：这些年所有能交材料的地方，从地方到中央，我都交了，法院，市人大，信访局，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找了懂法律的人，帮我找一审判决书。
新京报：怎么找到再审判决书的？
钟枚生：直到我儿子去年陪我到沅江法院查档案，找到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边说对我宣告无罪，我才知道自己25年前就不是劳改犯了。
新京报：看到宣告你无罪的再审判决书时，你是什么感觉？
钟枚生：又喜又悲，50多年的事情一下全涌上来了。我19岁进了监狱，坐了10年牢，本来25年前就应该知道自己被判无罪了，人生有几个50年，几个19岁？当时我就拿着再审判决书，10多分钟没有说话，眼泪一直流。
新京报：判决书迟到25年，比坐牢更难受？
钟枚生：坐牢10年，我知道那就是10年。但为了证明清白，就不知道期限了，我一直在等，等的状态很难受。
新京报：当时没去问相关责任人，为什么25年前的判决书你们一直没有收到吗？
钟枚生：我很震惊，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就找法院，有一个副院长说，搞不清楚为什么没送到，当时不是他负责。不是他负责就不知道情况吗？以前的案子难道不会交接给下一任吗？
新京报：那你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
钟枚生：我找了好多地方，希望讨一个说法，但他们都踢皮球，转来转去。但我认为法院肯定是有责任的，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新京报：8月23日，沅江法院给出回应，说可能由于人为因素导致判决书丢失，你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钟枚生：我不能接受，如果真的送到了，怎么我们没有签字？如果丢了，法院为什么没有发现？为什么判决书好好地躺在档案室里，一躺就是25年，被我和儿子找到了？
新京报：将来怎么打算？
钟枚生：我已经在申请国家赔偿金，因为这股憋在我心里的怄气一定要出，但这不是我个人能够解决的事情，需要国家来解决。
新京报：对国家赔偿金的数额有什么想法？
钟枚生：按照法律来，这个事情给我们家族造成了损失，给我个人也造成了损失，名誉费，精神费，该赔的就得赔。至于道歉，我也老了，迟到的道歉，没有用了。本报记者 朱柳笛 北京报道
■ 回应
沅江市法院：不排除人为因素失误 已成立调查小组
沅江市法院近日对钟枚生事件做出情况说明。
说明中称，据曾经接触过此案的退休法官秦阳春（现年73岁，1985年时任沅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回忆：1979年以来，针对在特定年代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在全国展开。当时的沅江县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沅江县法院副院长许焕章（现已去世）是领导小组副组长。经过清理复查，共宣布平反案件上千件。1985年12月18日宣判无罪的钟枚生案件即是其中之一。
沅江市法院称，由当时的沅江县人民法院经手的类似钟枚生此类案件的改判有数百人之多，判决书的送达也应该会按照统一的程序与步骤进行。拘于当时的条件与工作方式，另外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仅从沅江县城到当时的白沙乡即需要经过两个轮渡），判决书大多委托当事人所在的乡政府代为送达。由此分析，不排除由于当时的人为的一些因素（层层转送、相关被委托人失误），致使判决书遗失。
目前，沅江市法院已成立了钟枚生事件调查处理小组。沅江市法院还称，将与当事人及代理人协商，建议采取正常的行政或法律途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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