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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枚生拿着迟到25年的无罪判决书。
钟枚生：我的无罪判决书迟到25年
上世纪60年代因“集体盗粮罪”服刑10年，去年发现1985年已被平反；现向法院提请国家赔偿
钟枚生 1942年出生，湖南沅江农民，曾是大队的仓库保管员，50年前卷入集体偷粮案，被判刑，一直生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
■ 对话动机
8月21日，钟枚生再次去沅江市法院，询问自己所提请国家赔偿的事宜。
钟枚生曾于1960年，因“集体偷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认为自己没罪，在此后的50多年里，不断提起申诉，一直未果。直到去年，钟枚生在沅江市法院查档案，意外发现自己早在1985年，已被改判无罪。欣喜之余，他为自己多背负25年“劳改犯”的称呼而悲愤，遂向法院提请国家赔偿。
钟枚生认为自己一辈子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他说自己好强，但很多事情，他都输在了这个身份上。
“我看到他每天不停地唉声叹气，这是他的心病。”钟枚生的小儿子钟天安说。
钟天安是在2010年4月12日，陪父亲到沅江市法院查档案时，发现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书宣告钟枚生无罪。而在1960年，他因“集体盗粮罪”获刑10年。
“如果早点看到这个无罪判决书，也许我后半辈子就要换个样子了。至少不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已经69岁的钟枚生感慨道。
“50年没停止申诉”
新京报：去年4月发现自己的无罪判决书，为什么最近才递交申请赔偿？
钟枚生：当时就递交了，但法院一直没有回应，8月2日是去再次递交。
新京报：听说你从1960年入狱到现在，一直在申诉？
钟枚生：50年了，我没有停止申诉。从进监狱开始，我就开始写材料，但是一申诉就被批斗。到了1963年，一个分队长看了我的材料和档案，相信我是冤枉的，就支持我申诉，后来也没有结果。
新京报：出狱后还做过努力吗？
钟枚生：有啊，我找了平反办公室，他们让我等，一等就是几十年。后来我结婚了，有了6个儿女，他们要读书、结婚，操心的事情多，我的负担也很重，没有多余的时间，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又申诉了？
钟枚生：等我最小的儿子也结婚了，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可以再申诉了。而且有一件事情激到我了。2008年，我跟邻居争宅基地，已经争了好几十年，是历史问题，有一个镇里的干部过来调解，他说我是服刑人员，不该多事，我一下就恼火了，觉得这么多年人人欺负我，瞧不起我，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无罪。
“没盗粮，被判10年”
新京报：50年前，你们大队为什么说你偷粮？
钟枚生：1960年，我是大队里的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我们生产队长，姓冷，年底的一天，他让我和另一个社员转移几百斤粮食，堆到别的地方，后来公社就说我参加了“集体盗粮”。
新京报：你不知道当时的转移就是偷粮？
钟枚生：当时是队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也不知道转移的粮食要干吗。
新京报：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说，你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难，可不以犯罪论处。当时你到底分没分到粮？
钟枚生：我一颗粮食都没拿。和我一起运的人可以证明，但他们都怕被卷进来，现在去找，他们肯定不会给我作证。
新京报：“转移粮食”的事情怎么被发现的？
钟枚生：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饿的受不了，有45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盗粮1512斤。公社发现后，开始追查。
新京报：怎么会追查到你？
钟枚生：他们说我是保管员，必须负责，把我抓到公社食堂去审判，公社社长说我们家的成分是贫下中农，不好判，他们就把我父亲的成分改成了“地主”。
新京报：当时怎么判的？
钟枚生：当时认定那45户社员盗粮，是因为我盗粮的行为所引起，判我10年。
新京报：是这样吗？
钟枚生：当然不是。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都认定了，说那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
新京报：当时审判，你没为自己辩护？
钟枚生：说过啊，但他们刑讯逼供，给我戴手铐，问我招不招，不招就把手铐紧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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