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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欠费到一定程度，医院的办法是在其病情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将其“遣送回家”。医院院长吕春江说，每年送回去的病人有50多个。这些病人，少的欠费一两千元，多的欠费5000多元。
为能将欠费病人送回去，医院特批每个科室可免费使用救护车3000公里。因为如果住在医院里，“要吃饭，要吃药”，欠费会越来越多。这有些不近人情的举措，其背后是吕春江的困局，医院每年获得当地政府财政拨款190万元，只够给全院300多名员工发3个月工资。其他的支出都要靠自筹。如果不能从病人身上收取费用，医院就要关门。
去年7月，向全国政协专题考察组汇报时，吕春江说，“弱势群体养活了弱势医院”。
《精神卫生法》草案提出了对欠费的保障方案，“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所在地县级政府应当对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给予资助。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的，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国家给予救助”。
这让吕春江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等部门制定”的条款，表明最终实现还需时日。
“被精神病”
一些重要时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会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
邵阳市精神病医院的前身是1959年10月创办的“邵阳专区精神病疗养院”，当时是“收容管理为主、治疗为辅”。9年后，疗养院被卫生局接管，成为真正的精神病医院。
作为湘西南最大的精神病医院，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就诊的病人，除了来自本地区外，还有来自周边的娄底、永州等地，甚至还有安徽、广西、贵州等地的患者。今年6月，医院最高的日住院病人达到850人，超出医院接诊能力，只能通过加床的方式解决。
纷至沓来的病人中，也有一类是被“送来”的。
吕春江说，在一些重要时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
吕春江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当年，地方政府送来了十多个“精神病人”。
这些人因各种问题反映情况，“有些偏执，有心理问题”。但吕春江坦承，他们不算精神病。
这些人被强制送到医院后，坚决不愿意就医。
吕春江说，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原则上不能接收；但他们是当地政府送来的，能不收吗？这是一个难题。
解决方案是，“病人”家属会被“请”到医院。
一方面，“病人”确实有一些偏执、固执、人格障碍等“病”；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出钱治，“你不花钱看病呢”。
游说的结果通常是，这类病人被收治一周或半个月左右。当重要时点结束后，他们就出院了。
这种类似“被精神病”的状况，因为操作的“短平快”，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精神卫生法》草案有一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知情人士介绍，上述人被送至医院的理由，就是“扰乱公共秩序”。
然而，这种情况与《精神卫生法》草案强调的一种理念相悖：有自知能力的精神病人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入院。
作为精神病人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入院、出院程序干系重大。
吕春江认为，无论是精神病人的入院还是出院，都应该由专业的精神病学专家组来决定，完全出于专业的需要来确定。为避免利益纠葛，这个专家组应该独立，不受精神病医院等机构干扰。
护士之死
工作环境不好、医护人员待遇不好、工作风险大。
吕春江自称他们是“弱势医院”：工作环境不好、医护人员待遇不好、工作风险大。
舒卓记忆犹新的，是袁小军制造的“飞越疯人院”事件。
200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两名女护士在病房巡视时，袁小军带领另外4名病人，突然抱住护士，威胁她们不能喊叫。接着，袁小军从护士身上搜出钥匙，逃离封闭病房，直奔医院外。
护士按响了警铃，袁小军等人被拦下了。
两位护士受到了惊吓，而她们的前辈付出了生命。
1995年，一名护士在病人活动场所洗手时，被一名病人用凳子砸死。这名病人患有“被害妄想症”，此前，这名护士给他打过针。
“飞越疯人院”事件后，很多家境好点儿的护士办理停薪留职。医院招聘护士格外困难。当其他医院招聘护士时，吕春江总要担心，这次又会有多少人跳槽呢？卫生部一项调查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到精神病医院工作的本科医学院校毕业生流失率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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