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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第一例“SARS”病人出现在广东佛山时（2002年11月），公众毫不知晓。直到2003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一份传真函称：该院收治两例重症肺部感染病人（已转广州住院治疗）后，7名医护人员感染发病。随后，“SARS”开始在广东省境内蔓延开来。到1月20日－23日，应广东省疾控中心请求，中疾控派专家赴中山市协助处理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暴发疫情，提出控制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要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并上报卫生部。
需要注明的是，此时距中疾控正式成立（2002年1月23日）刚一年，这个年轻的机构尚处于人事建构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技术手段上，都准备不足。
中疾控前主任、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李立明回顾那段日子，坦承当时的稚嫩，他说：“我2004年离开后，2005年翻译了《美国CDC（疾控中心）历史》一书，从中可以看到，美国CDC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特别是涉及疾病控制这方面，经验都是从和疾病作反复斗争中取得的。”
当时，政府在应对“SARS”上，同样严重准备不足。初期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当日发布的数字触目惊心，“截至4月21日，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医务人员456例)，治愈出院1201例，死亡92例。”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之后，抗击“SARS”工作才走上正轨。
而这次抗击甲流，反应就迅速得多了。李立明评价说：“感觉他们很从容，工作有条不紊，可见确实从‘SARS’事件中收获了许多经验教训。”
据中疾控办公室主任兼抗击甲流综合协调组组长王健介绍，早在4月22日，中疾控工作人员就在美国的一家专业网站上看到加利福尼亚“猪流感”（当时称谓）消息，23日上报给卫生部，24日请了3位院士会同中疾控的专家一起研判局势，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小心对待，要做慎重准备。到25日，也就是世卫组织正式通报墨西哥疫情的当天晚上，中疾控主任王宇就紧急召开专家会议，认为要高度重视这起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后立即成立了抗击甲流领导小组。29日开始对省、地市级疾控中心进行培训，30日对十大口岸城市疾控中心进行培训，5月3日又对八大军区疾控中心、五个检疫检验局进行培训。至此，防治甲流的应急状态准备就绪。
因此，当5月10日从四川传来第一例疑似病例消息时，中疾控的工作人员并不感到意外。当天晚上，疑似患者咽拭子标本送到中疾控病毒所实验室，经过一夜的试验，到11日早晨，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
比6年前的一片指责声，外媒基本肯定这次中国政府抗击甲流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在确认境内第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立即全面展开和实施精心策划的防控计划。而即使是在这起病例被证实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采取了一系列高姿态步骤，表明中国将认真对待，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
早在四川疑似病例确诊的12天前，在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卫生部等部门关于一些国家发生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报告，研究部署我国加强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此次会议上，确定了“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
在5月11日四川患者包雪阳被确诊为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说，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抓紧做好应急响应的各项工作，科学、有效实行卫生防范措施，全力遏制疫情在我国传播，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迅速建立了多部门参加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出现确诊病例后，全力救治患者，追踪密切接触者，及时通报和发布有关信息；在继续坚持边境口岸的严格检疫的同时，加强了人群流感监测工作并启动了网络直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已挑大梁的倪大新6年前还是一个新手，他参加过北京市疾控中心“SARS”防治工作，对前后的变化深有感触，他说：“当年抗击‘SARS’，也不能说是打了败仗，不过开头的确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他认为，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相关的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2003年5月9日的公布实施，对此后的抗击“SARS”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都从“SARS”事件中学到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对于今日的防治甲流很有好处，尽管这些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
6年前专门收治“SARS”患者的北京地坛医院在今年4月28日正式成为收治甲型H1N1流感病患的定点医院。“实际上4月26日就开始准备了，我们一直注意国际上的疾病传播的趋势和流行态势，一旦有，自己先做起来。”院长毛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这是“SARS”后地坛医院吸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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