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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道培则辩称，“临床，年轻医生根本做不了。”而黄晓军则称，自己在2000年已经晋升主任医师，2004年已经是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对于“侵夺和剽窃”的解释，陆道培反复说，“这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怎么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呢？好比是一个东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但他却说是他一个人的。”
任汉云则建议，“最后不行，就警方介入，像侦探一样，查病历，看看这些临床病例到底是谁做的。”
师生恩怨
类似的评奖争议在2006年已经发生过一回，当时黄申请的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他到北京市（申奖），类似的奖项，也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我给他撤回来！我有意见，他这一次是瞒着我。”陆道培到院里准备报奖，结果科研处的王兵告诉他，黄晓军已经申报了这个奖，陆道培当即表示不满。那次评奖，经过院领导的调解，双方达成妥协，黄晓军和陆道培合并一起报奖，陆道培名字排第一，黄晓军名字排第二。
陆道培从事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他一手创建了北京大学（当时为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二十余年，2004年黄晓军接任这一职位。从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上可以查询到，从1989年至2009年，陆道培和黄晓军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达62篇。
陆道培向记者介绍GIAC方案，列出了一系列自己在各地会议上发言、报告作为证据，并且提到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其中之一为2006年4月15日在美国《BLOOD》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第一作者（也是通讯作者）为陆道培，黄晓军排名第四。然而，这个署名顺序也是有争议的，当时也成为医学院内热议的一件事。
陆道培说：“这里黄晓军是签字了的，我是第一作者，而且是主要的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是要为里面每一个字负责，每一个字错了的话我都要负责，同时名字怎么排，也是我来负责。”而黄晓军对排名第四作者极为不满。该文返修时，他提出要求，“最多应当是陆道培排第一，黄晓军第二，而董如佳和吴彤贡献不大……”“陆道培利用权力和欺诈手段，答应修改后再重新排名”，“这反映了陆道培霸道的学术作风。”
此外，据北大人民医院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透露，在谁接任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一职上，也曾存在争议，“黄晓军升副所长陆道培是点了头的，但是升所长，陆道培有不同意见。”
骑虎难下
如何结束这场争端，至今仍是个难题。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此前其实就存在。陆道培最早发现黄晓军申报这一奖项是在2008年12月21日的中华医学会常委会议上，那天多位专家开会讨论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事宜，开始讨论黄晓军申报的奖项时已经到了中午12点半，常委会决定交由推荐单位——北大人民医院进行调查。
调查结论在9天后由北大人民医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称黄晓军申报的成果“材料属实，不存在学术造假、学术剽窃”。
这一结论让陆道培极为不满，他认为北大人民医院是在包庇、纵容造假。一位反对黄晓军获奖的血液科医生也持同样的意见，“黄晓军是谁的利益？是北大人民医院的利益，如果奖项已经公示了，却被取消，难看的不仅仅是黄晓军，还有北大人民医院。”
2009年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出席了中华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黄晓军团队所申报的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陆道培开始系统收集证据，并要求重新调查。
陆道培还质疑评奖程序的合法性，“评审的人不懂啊，（评审组里）血液病专家只有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个怎么操作我不知道，是可以操作的。” “这么重要的奖，不是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推荐的，是人民医院直接推荐的，（这种评奖制度）是不合适的。”
“中华医学科技奖”是中华医学会面向全国医药卫生行业设立的科技奖，是经卫生部、科技部通过批准的全国首批社会力量设立的26个奖项之一。中华医学科技奖设一、二、三等奖，每年评选、授奖一次。
按照中华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规定，所有申报项目在形式审查合格后进行初审、公示及终审，而陆道培发现问题时已经过了公示期，进入了常委会终审阶段。陆道培称，“《健康报》和中华医学会网站上的公示，不是人人都看到啊。”因此，他错过了通过正常程序时间内提交不同意见的机会。
陆道培从来不讳言这是一场利益之争，在他提供给媒体的信件中也直接写道：“抢夺他人的学术成果性质上与抢夺他人的财物是一样的。”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依靠论文和各种奖项，他认为，黄晓军获得这个奖以后就可以“骗”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还可以申请院士。
陆道培称，自己今年78岁了，本来希望过平静的生活，而今忍无可忍，只好将事实公之于媒体，才能讨回公道。而真正促使陆道培这样做的，是4月14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此事专门召开的会议，陆道培认为这次会议极不合理，一是没有相互对质，只是各自发表意见；二是他本身就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具有一票否决权，可这次会议竟然把他排除在表决权之外。“更可气的是”，最后的结论是“数据有误”，而只字未提“剽窃、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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