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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 Zerdan现在是哈佛医学院一名四年级的学生，他回想第一年在哈佛医学院的药理学课堂上，教授好像过多地讲述了降脂药物的好处，却不理会学生对药物副作用的提问。
Matt Zerdan的很多同学也有同感。他后来从网上得到的资料验证了这种感觉——那位教授不仅是哈佛医学院的全职工作人员，还是10家公司的收费顾问，其中包括5家生产降脂药物的公司。他说自已感觉受到了冒犯：“我认为，这位教授传授给我们的信息是带有倾向性的。”
Matt Zerdan等学生的反感情绪在不久前演变成了一场全校性的大型运动，200多名学生和有同感的教职员工参与其中，要求在哈佛医学院的17家附属教学医院和研究所中降低医药产业对他们的课堂和实验室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来源于医药产业，帮助建立学校世界性地位的资金实际上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影响学校的教学。
这一由哈佛医学院师生发起的活动使哈佛医学院陷入了备受争议的“药企门”旋涡，也将迫使哈佛医学院对博士和研究者采取更加强硬的“利益冲突政策”。
变革迫在眉睫
哈佛医学院最近被全美医学生联合会给以“F”的评价。该组织主要针对医学院控制和监管来源于医药产业资金的能力进行评级。哈佛医学院的竞争对手们获得的评价要好一些，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A”级，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获得“B”，耶鲁大学则得到一个“C”。
学生们认为学校应该对此感到不安。
哈佛医学院确实已经在这个方面落在了后面，许多教授和管理人员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哈佛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不完全属于医学院，其改革非常复杂；其次，该学院院长刚刚上任，而前任院长是医药产业的积极推动者，并长期担任一家大型制药公司董事会成员；其三，对这种资金的突然打压，可能会使学院在资金和人事方面造成损失。
而一些可能发生的难堪局面，诸如，联邦启动对几位重要教授关于“利益冲突”的调查，马萨诸塞州的新法律将实施——所有医生必须公开医药公司赠予的超过五十美元的礼品等，也对哈佛医学院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哈佛医学院变革迫在眉睫。
上任不久的院长Jeffrey S. Flier认为必须学习其他医学院的好经验。2009年1月，他宣布成立了一个19人的委员会重新检查学院的“利益冲突政策”，委员会中包括三名学生。领导该委员会的是前任斯坦福医学院院长David Korn博士，四个月前他在哈佛上任担任副教务长，去年他曾帮助全美医学院联合会起草了一个医学院“利益冲突政策”的草稿。
哈佛学生的一项诉求已经实现——所有的教授和讲师必须在课堂上公布和自己有商业联系的医药公司，这是其他医学院都还没有实行的一项政策(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公布了47家与自己相关的公司)。
24岁的Kirsten Austad是一位哈佛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他也是此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认为：“哈佛必须树立自己的声 誉，我们不能在进入医学领域的初期就被灌输这些越来越商业化的专业知识。”
David Tian同样是一位一年级的学生，他说：“在来哈佛之前，我对医药公司影响医学教育之事并没有概念，现在看来有许多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存在，许多信息以教育的名义提供给我们，但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商业痕迹。”
学生们说，他们担心制药产业近几年的丑闻——包括一些刑事犯罪、大额罚款、发表有倾向性的研究论文、不当的市场宣传等，都会对医学专业造成错误的影响。学生们认为，比起其他医学院，哈佛在监管潜在的“利益冲突”方面缺乏警觉性。
哈佛的“难处”
但哈佛医学院的Flier院长却有自己的难处：学院从政府和慈善基金会接受资金，但也同时接受很多医药公司的资金。他不想也不能收紧这个口子，“学院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产业资金，但必须正确使用。”他说。哈佛医学院的许多官员认为来自产业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经济衰退导致广大的捐赠人捂紧了腰包，学院接受的捐赠自从2008年7月以来已经损失22%。
哈佛医学院目前没有能力统计所有医药产业流向学院的资金。已经知道的是，在来自制药公司的资金中，去年有超过860万美元用于基础研究，300万美元用于校内的继续教育，但绝大多数资金都给予了哈佛医学院相关教学医院的教授们，院长办公室没有办法跟踪全部记录。
但没有人怀疑许多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可以通过咨询和讲课从医药公司获得数万或数百万美元。根据该学院的公开透明政策，8900名教授中已有1600名教授和讲师向院长办公室发出公开声明：自己或家庭成员和某个与自己教学、研究或临床业务相关的公司有商业来往，其中149人和辉瑞有关，130人和默沙东有关。
然而该学院的公开透明政策并不要求员工们提供讲课费或咨询费的具体数据，只要求提供一个大致范围，如“超过3万美元”。对于许多领导基础研究、教学或临床研究的专家，该政策会有一个大致的限制——每年不超过3万美元的股票或每年2万美元的费用。但对于公司提供的奢侈礼物如免费晚餐、门票、旅行等并没有具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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