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医疗机构亦获得了难得的全科医师培养机遇。
共同体组成了12支由大牌专家牵头的以慢性病为主的疾病管理团队，这使那些社区的全科医生有机会获得各领域专家指导。
“社区医生跟各个科室顶尖专科医师打交道，再过3到5年，社区全科医生是大医院医生根本无法替代的。”王杉称。
慢性病和常见病，对每个大医院而言也是常规收入，转诊了这部分病人给社区，不等于转走了收入？同时，大医院并不缺乏病源，即不“指望”社区医院转诊病人。
大医院参加共同体的动力在哪里？
“刚开始，防止大医院拉市场和小医院竞争，是行政性强制转诊。”王杉分析，但从长远看，合作有内在动力——大医院医疗设备、基建装备投入和人才投入成本高，导致运营成本也高，“小病在医院看，对医院而言是亏钱的。”更重要的是，转诊有利于大医院提高床位使用率。
“不仅仅是运营。”作为医院管理者，王杉指，从职业规划看，大医院医生职业应多看疑难重症，如果多数时间用来解决小病，对技术提高不利，“对整个学科发展也不利。”
此外，该试验作为北京市卫生主政者们的一项探索，也有寻找改革难点的路径意义。
韩琤琤称，社区医疗机构和大医院间转诊说了很多年，但到底什么样的病状需要转？大医院看到什么程度再转回社区？这些都需要双方医生给出标准体系来。
“共同体”不搞区域垄断
中国IDS模式，应该是开放式的。通过竞争，一个地区最后形成3到5个IDS。社区医院更愿意有选择空间，而不是“一嫁终生”。
“不仅仅是加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要加入功能区。”王杉表示，现在正在筹备和15个功能区谈。所谓功能区，是指企事业单位的医务室、卫生室等。
“医院患者一部分来自于社保，这类人群属于生活社区，以社区医院为纽带。还有部分来自于公费医疗，公费医疗一定是有公费医疗单位，即企事业单位。”王杉表示，这些人群以单位组成医疗关系，同时这部分也存在看病难问题。
纳入王杉共同体“考虑”范围的有，北京市西城区交通支队、城管执法局、西城法院、155中学、35中学等。王杉称，有中央部委的医务室也表示有兴趣加入。
从医疗资源配置上看，共同体中，相比社区医院，人民医院占据了优势。但王杉并没有满足于1+X的模式，即一个中心医院加若干社区医院。
“共同体并不等于区域医疗中心的概念。”王杉解释，按以往“建区域医疗中心”思路，用行政力量，把一家大医院和几家社区医院“捆在”一起，形成区域性封闭的医疗服务体系，缺乏竞争态势，不利于医疗质量提高。
王杉表示，医疗服务共同体可以是跨行政区域自主合作，“交大医务室有意加入，按区域划分那就没法加入了。”
“垄断性的区域医疗中心没法操作。”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局有关人士表示，仅西城区就有5家三甲医院，如积水潭医院、北大医院、北大人民医院，“以谁为中心”是个问题。
王杉设计的共同体的理想模式是“X+X”，即纵向整合加横向整合。也就是更多的三甲医院、专科医院和二级医院进入到这个共同体中。比如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有意加入，该医院的颌面外科医疗资源好，利于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在王杉看来，中国式的IDS模式，应该是开放式的。政府应该在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IDS，不是一个地区建一个，而是多个，通过竞争一个地区最后形成3到5个IDS。
“居民不需要懂医学知识，可以在这3到5个中选择就医。”王杉称。
相对行政性力量组合成的区域医疗中心，社区医院更愿意选择共同体模式。韩琤琤称，有多个婆婆“竞争”，社区才能选择加入哪个，而不是“一嫁终生”。
不涉及产权的次优选择
“最理想的模式是通过产权层面上的并购形成医疗集团。”但现实阻力颇大。最后，只能建立契约型的协议联盟，相互不牵涉产权。
由于医院管理体制分割而治，共同体前期预想框架并未能完全搭建起来。
由于共同体中还缺乏二级医院，急性病症康复还没有真正实现转诊，即手术做完后，需要康复治疗，还不能从人民医院转到共同体中的其他医疗机构中。
公立医院改革尚未定向，医院产权调整思路不明确下，试验中的共同体显然和国际上的IDS模式不一样。
“最理想的模式当然是通过产权层面上的并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医疗集团，这样最有利于整合后的资源有效配置。”王杉表示，现实中仅仅是“托管”，谈了30多次也谈不下来，阻力非常大。最后，只能建立契约型的协议联盟，相互不牵涉产权，“这是目前政策环境下的权益之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