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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分配失衡是“看病难”的原因之一。针对此，北京市医改试验，意图重构医疗服务体系，即“医疗服务共同体”。由大医院与社区医院自发构建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突破了以往行政命令模式的拉郎配。但由于现有医院管理体制分割而治，这场探索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4月10日上午，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的张建中如约看到了三甲医院的专家门诊，在10年糖尿病看病史中，第一次不用早上5点起来去医院排队挂号。
“社区医生说，血糖问题不大，只要用药加大剂量就可以了。只要我在社区看病，在病情需要的时候，以后都可以帮我预约到大医院的专家门诊。”69岁的张建中笑着说。
和张建中一样，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和展览路社区的居民，都置身于一个新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里，以三级医院为联动核心，社区、二级医院等一个个散落的医疗终端，正在被一张网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医疗服务的组织网络。这个服务体系可以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医疗服务。这种医疗服务体系在国际上被称为 IDS(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整合医疗系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称，他试图把这种模式引进中国，并更愿意称之为“医疗服务共同体”。构想是整合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整合的关键是各级医院实现双向转诊，重症、难诊等社区看不了的病转向三甲医院，而康复和平稳治疗期再转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而在新医改方案出炉后，“医疗服务共同体”架构和新医改方案“分工明确、防治结合、技术适宜、运转有序”的总体目标相吻合。
由于这一试验，试图冲破现行医疗服务体系禁锢，重构体系，该模式从一开始，就被改革决策者们寄予了很大期望。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官员纷纷调研该模式。
“IDS模式”破解中国医改难题
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各自为政，缺乏诊断、检查检验等沟通渠道。各级医疗机构之间争抢病源，难以实现良性转诊。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投入重大医院轻社区、重城市轻农村。同时，卫生管理体制分割，不同医疗机构分属不同“举办”部门，如中央财政、市财政、区财政，还有企业医院、军队医院。这样导致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各自为政，缺乏诊断、检查检验等信息共享和沟通渠道。再加上一、二、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之间割裂，各级医疗机构之间争抢病源，难以实现良性转诊。
从2006年起，王杉就开始谋划和其他医疗机构之间“自发”地重构医疗服务体系。2007年9月，在西城区支持下，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市西城区德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结成了“医疗服务共同体”。
西城区卫生局局长边宝生透露，经过1年多的试点工作，4月西城区将区内的二级医院纳入共同体。今年，还将再增加一批三级医院。年内，区内7个街道都将逐步建立服务平台。
在共同体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功能定位于疑、难、急、重症的诊治与研究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区属医院主要定位于常见病、多发病、普通病、慢病和院内康复的治疗及治疗信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则坚持六位一体的功能，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在这个共同体内的各种医疗机构，按各种功能定位，分别对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而超出各自功能要求的，转诊给共同体内其他医疗机构。
事实上，看病难主要是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即去大医院看专家难。而在共同体中，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社区医疗机构设有专门的网上挂号平台，留足一定的专家门诊资源，社区医生在这个平台上为患者挂号；患者按预定时间去人民医院就诊。
共同体之间建立了专门的信息共享平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的社区居民个人健康档案和慢病管理档案，在转诊病人的同时，也会直接转给人民医院医生，“不是简单的转下去，而是把诊疗计划和医嘱转给社区医生。”王杉分析，相比传统的转诊模式，病人自己在医院之间转，自己找医生。而共同体转诊是在医生和医生之间实现的。
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的“算盘”
德胜社区的门诊量上升了31%，而转诊有利于提高大医院运营效率。社区医疗机构和大医院之间转诊，需要在实践中磨合出一套标准。
试验已经运行了一年零六个月，对利益各方带来了什么？
“社区应该是看常见病多发病和健康教育、公共卫生，超出功能的需要转诊出去。”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韩琤琤解释，共同体的转诊功能显然对社区医疗机构是有吸引力的，“能约到人民医院专家，提高了社区医疗机构的信任度。”
数据证明了预判。在“共同体”正式运行后至今，德胜社区的门诊量上升了31%，而人民医院实现了预约门诊219例次，预约检查33例次，转诊住院12例次，通过视频会诊讨论病例1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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