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短板制造医闹土壤

　　制度短板制造医闹土壤

　　阿龙没有选择“闹”,他默默背负落在他家庭的悲剧。2009年的年初三,他在宝安的亲弟弟因急发肝脏疾病在辗转两家医疗机构之后宣告不治。

　　从浙江赶来的阿龙收集了弟弟生前的病例本与处方单,他没有到弟弟生命最后时刻辗转的两家医疗机构要死要活。这位工科毕业生等待的是一个严谨的结果———尸检报告。一个半月的漫长等待之后,由中山大学法医专家出具的尸检报告姗姗来迟。报告表明,他弟弟死于肝衰竭,危险性与抢救难度非常大,而抢救过程中的用药与处理无明显问题。阿龙只带走了弟弟的尸检报告,这也是他所要的明白。

　　据透露,因为专业性强、加上异地鉴定等原则,医疗纠纷的正常解决途径程序繁琐、周期长。如果算上前前后后尸体解剖、医疗事故鉴定和复杂的诉讼程序,一般需要45天到1年,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一些家属出于地方的风俗和对死者的保护拒绝尸检,则让正常程序的实施难度加大。

　　诉讼成本是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业内人士结合具体案例做过一笔核算,如果出现医疗事故,根据国家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患者方要支付鉴定费、法律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误工费等不菲成本,如最终裁定医方负次要以下责任时,患者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将可能出现诉讼负效益的局面。

　　在程序的繁文缛节和医闹的“一锤子买卖”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便捷”的后者来处理医疗纠纷,以私力救济替代公力救济,这一倾向给了医闹迅速滋生的空间。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宝安区的医疗纠纷案件仅占民事案件的0.42%,大多数则是患方以“缠”、“闹”、“逼”等方式与医院达成“私了”。

　　患者有难处,医院也有说法。“大闹多赔,小闹少赔,不闹不赔。”某医院的负责人对当前的“医闹”风气哭笑不得:“不可否认医院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场所,死人的事情无法避免,因为人总是要死的,而最后一程往往在医院。打个比方,一些交通事故造成的重伤者送到医院,如果抢救无效的话罹难者很可能被摊到医院的头上。”他接着说:“而正因为医院与死亡的必然联系,让一些患者家属把医院视为了发泄的对象,而一些家属悲痛的心情往往转化为经济赔偿的诉求,再加上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在幕后加以指使,很容易就会闹起来。”最让这位负责人郁闷的是:“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也是一个营业的场所,有时为了保障正常医疗秩序,有时不得不部分妥协医闹的无理诉求。”

　　对于医闹的取缔打击难以入手。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派出所的民警老徐道出了此中症结:“取证难!医闹和患者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往往假以患者的亲戚、朋友、邻居乃至工友自圆其说。很难有实凿的证据将他们独立剥离出来。”宝安妇幼保健院的林医生同样持此态度:“现在的医闹十分狡猾,他们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少再出现在小范围之内反复露面的纰漏。有的还进一步幕后化,以患者家属为盾牌去施行他的想法。他们往往伴有黑恶势力背景,群众一般不敢加以举证。”林医生对于新近出台《关于警医联合处置因医疗争议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通知》十分赞同:“这从制度上保障了医院的正常营运。”他告诉记者,几天前有人想来医院闹事,公安机关迅速到场,密切监视对方的行为,在新出台的制度保障和公安干警的威慑之下,这群医闹最终不敢做出任何扰乱医疗秩序的过激行为。

　　医疗事故鉴定和复杂的诉讼程序,一般需要45天到1年,还要支付鉴定费、法律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误工费等不菲成本,如最终裁定医方负次要以下责任时,患者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将可能出现诉讼负效益的局面。在程序的繁文缛节和医闹的“一锤子买卖”之间,不少人选择了后者。

　　医患僵局下的法律介入

　　2008年底,卷入一场医疗纠纷的刘小姐从内地赶来宝安讨个说法。几年前,她在宝安某家医院做了隆胸手术,她觉得手术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出现了种种负面作用。不过在院方看来,刘小姐动手术时间相隔已远,早过了诉讼的期限。所幸的是,双方选择了一个理性的谈判方式,通过司法部门的牵线搭桥,在卫生部门与法院的配合之下,双方只用了半天时间就为纠纷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专门为双方出具了调解书。上午谈判,中午拿钱,下午时分刘小姐就踏上了回家的归途。该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患者满意,医院情愿,社会和谐。”

　　自2006年底开始,针对医患关系的日趋僵化,宝安区司法部门跟医闹“抢”起了市场,多方位地为身处医疗纠纷的患者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如今,患者面对医疗纠纷的时候,除了“官了”和“私了”,又多了一个途径———“司了”。

　　宝安区司法局法援处的刘冷楠律师跟记者做了详细的区分解释:“‘私了’是患者借助医闹等私人力量和医院达成纠纷的解决方法；‘官了’是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按照正常程序达成解决；而‘司了’则是通过司法的介入或援助按照程序达成解决,是一种通过司法了断的途径。”曾经有过从医经历的刘律师对于医疗纠纷和医患关系的各种症结十分熟悉,在她看来,“私了”是一种与国家法律法规背道而驰的暴力索取,这种方式的泛滥助长了医疗纠纷“国”退“民”进的尴尬局面,也衍生了医护工作的职业风险与信任危机；而“官了”同样不尽健全,由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的公信力面临质疑,不少人认为这属于“近亲鉴定”。在患方和医方对立僵持的局面底下,司法机构的积极斡旋有助于让双方得到平等的话语权:“‘司了’是一种更具公信力的公力救济。”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简称ADR)是在欧美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在传统的诉讼以外的解决纠纷模式,是在司法实践与公民自治的一种契合模式。在与刘律师的交流过程中,这个名词被反复提及:“宝安即将出台的《医疗争议案件庭前联调机制》事实上是西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与我国简易程序的结合。”结合过去两年的工作经验,刘律师简单梳理了联调机制的形式脉络:“由法援处作为患方的代理人引导患方进入庭前联调,由卫生局作为医方行政管理单位引导医方进入庭前联调。庭前联调由法官主持,陪审员陪同,必要时候专家团听证,出具医学专业结论性《意见书》,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调解。医患双方经调解签署协议后,可送至法院,最终由法院审核并且出具《调解书》。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法院予以仲裁,医患双方如有不服,最后再进入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或诉讼程序。”

　　刘律师强调了三方合作的必要性:“卫生部门医方行政管理单位,在联调中的地位不可或缺。法院有调解、仲裁和诉讼的功能,能够快速地解决纠纷,更能体现出调解过程中的严肃性、公平和公正性。”

　　两方博弈,三方调解。宝安妇幼保健院的林医生认为无论对于医院还是患者都是利好:“面对医疗纠纷,医院和患者其实同样弱势,而衍发的医闹事件愈演愈烈,往往两败俱伤。法律的介入可以让双方不至于孤立无援,也能够规范医疗纠纷的处理方法。”他跟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多医生都遭遇过因为医疗纠纷带来的民事诉讼,但是他们那边不会发生医闹。这是因为相关法律程序、保险制度比较成熟,如果我们关于医疗纠纷的法律程序更加完善的话,医闹也就没有了立足的根基。”

　　“面对医疗纠纷,医院和患者其实同样弱势,而衍发的医闹事件愈演愈烈,往往两败俱伤。法律的介入可以让双方不至于孤立无援,也能够规范医疗纠纷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