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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一群科学家应福特总统的邀请，聚集白宫。福特直截了当地提问：“你们是否同意说我国正面临着一场猪流感流行病，因此需要进行群众性接种？”没有人提出异议。
当晚，福特举行全国记者招待会：“本人请求国会在4月休会前，拨出1.35亿美元，供生产足够的疫苗使用，以便使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接种。”
国会别无他法，只能支持总统。政治家们几乎一致担心，如果他们迟疑，岂不是要对大批死于流感的人负责？
只有两名议员强烈谴责这个计划，称政府的卫生部门是惊呼“狼来了”，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看准了华盛顿对接种的支持，制药厂家也打出了他们的王牌。他们告诉福特：对于如此匆匆忙忙生产的疫苗，保险公司在万一出事时不会支付赔偿。除非政府对疫苗的各种可能效果承担责任，有些自由派的众议员指责制药业玩弄大骗局，却不肯为疫苗的质量承担责任。
但是最初研制出来的疫苗的试用，却并不顺利。专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认为疫苗对儿童根本不起作用，对年轻的成年人的效果也甚差，一些支持接种疫苗的人士也公开表示担心。
直到1976年8月2日。这一天，数名老兵由于突患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而病倒。他们患病前曾于7月21日—24日在费城参加美国军团大会。这个主要由二战老兵组成的组织，当时包下了费城的四个饭店开会，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
开会的第二天晚上，两名军团成员病倒，病症包括发烧、肌肉疼痛和肺炎。不到一周，宾州卫生厅收到的报告就如雪片一般，说是7月下旬，费城一些饭店的客人发生急性肺炎，有人死亡。最后，患病人数达到182例，29人死亡。最终收集的数字表明，约82%是美国军团成员。8月2日，患病人数达到150例，死亡20人。神秘的费城流行病——报纸称之为“军团症”，使得人们对猪流感的恐惧猛然升级。
消息像一道闪电撞击着国会和白宫，政治家们立即行动起来，日他们害怕令人担心的猪流感流行病果真到来。
美国政府一头扎进疫苗事务中。但是，实验室人员明显感到，解开军团症的谜团极端困难，他们用尽各种科学方法寻找致病元凶，却依然无处可寻，到今天为止，这些老兵的死因仍然是一团迷。。
但是今天，议员和记者描述当时政府应对“猪流感”的常用词汇是：“彻底失败”，“一塌糊涂”，“一场闹剧”，“弄巧成拙”，“浪费纳税人的金钱”等。事由何在？
接种者的死亡
10月11日，《匹兹堡新闻邮报》晚间版登载了一条消息，说两位老人在阿勒格尼县卫生局接种猪流感疫苗后不久死亡。各种说法不断传出：死者全都接种了帕克—戴维斯公司制造的疫苗，公司在两个月前曾经承认，药不对路，针对另外一种错误的流感抗原，制造了一整批疫苗。
12月14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宣布：有30个人在接种猪流感疫苗一个月后出现综合症，另外还有24例病人是在接种超过30天后得病的。
在圣诞之夜，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透露，24个州共发生172例“吉兰—巴雷综合症”，其中99例与流感疫苗有关，死6人。到了除夕，报告的生病人数突升到526例，其中257例接受过流感疫苗注射。
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每年，美国的无法解释的“吉兰-巴雷综合症”的正常发病率为每100万人1例，1976年预计发病总人数为215例。在猪流感疫苗接种人数中，发病率高出10倍，每10万人1例。
一夜之间，当事人的代表律师纷纷向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递交诉状，声称由于注射猪流感疫苗，他们获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疾病。最后，一共提出4181份诉状，要求赔款共计32亿美元。
以后，经过十五六年的法律程序，美国政府解决了393例索赔案件，赔款3778.9万美元。
以后的若干年，1976年的猪流感疫苗事件一直在被人辩论、分析、探索，以便总结教训，指导未来的公共卫生官员、政治家，以及科学家们的工作。
15年后，辩论依然没有结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美国的公共卫生界仍旧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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