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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那些调皮捣蛋、注意力涣散、行为鲁莽的“差生”们突然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医学从那时候起开始承认，有一种病叫做“儿童多动症”，这种当时还令人难以置信的病，能够为差生们的种种“劣迹”做注脚。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诊断标准里，这种病的正式名称叫做“活动过度障碍”。他们逃过了父母的“棍棒教育”，转而求助于“灵丹妙药”。美国精神疾病统计与诊断手册则把这种病称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个名称在医学界被更广泛地采用。
医学界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儿童在成人以后多动症得到缓解，但也有很多人症状一直持续到成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有些人不能完成学业、频繁地跳槽和失去工作、家庭破裂、人际关系紧张，这些人的智力没有问题，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断碰壁。
医学界一直也试图为成人社会的“失意者”们背书。行为医学认为，“多动症”就像隐藏在很多人内心里的一股潜流，损害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却不为人所知。来自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4.4%的成年人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ADD，为ADHD的亚型之一)，在这些总数超过1000万的成年患者中，对自己的问题有认识的还不到四分之一。而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任何对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数据，为此而求医者也寥寥无几。
争议“多动症”
按照对成人注意力缺陷障碍症状的描述：容易分心；坐立不安；缺乏耐性；比较冲动；做事拖拉；不能很好地安排生活；不容易集中精力完成任务。如果对照这一组症状，可能有很多人都会 “躺着中枪”。而在现实中，成人发现自己患有多动症的最常见的情形，是在带孩子看病的时候，对照各项诊断指标，偶然发现自己也有“多动症”“注意力障碍”等问题。
26岁的卓宇在周围人看来是个聪明的人，但是他却由于难以完成研究生的课题而两次延期毕业。每当要看书之前，他都会想起很多事情要做：修理电灯、看一看为何电扇有杂音、把两扇窗帘之间的缝隙拉到最合适、去趟厕所？当他安顿下来的时候，他的室友都快做完功课了。当医生提醒他是否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时候，卓宇想起来小时候父亲就对他说过，“多动症纯粹是为懒惰的孩子找的一个借口”。
美国社会学家左拉发现，“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转换成医学问题”。多动症就是左拉考察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多动症诊断适用的目标人群不断扩大，从儿童发展到成人，社会学家提出担忧：人类日常生存中更多的方面正在被“医学化。”实际上，即使是医学界，对多动症的问题也一直有争议。一些人认为，由于没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医生，太多的人被随意诊断为ADHD，并接受不必要的药物治疗；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有很多多动症患者未被发现，使他们失去了得到药物治疗的机会。
围绕着多动症问题的种种争论，很大程度上都缘于它的诊断方法。和其他精神疾病一样，多动症的诊断既没有血液检查指标，也无法通过大脑扫描而得以确诊。而通过对照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进行评估的诊断方法，其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复杂的因素在于，成人的注意力缺陷障碍常伴有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而这些心理疾病和ADD“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常常难以厘清。一种常见的情形是，医生只顾为病人治疗抑郁症、焦虑症，而没有意识到ADD才是更深层的病因。这些长期得不到认识和治疗的ADD患者，通常面临酗酒、学习障碍、失去工作、家庭解体等后果。
其实，多动症也并非都是破坏性的。平时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容易分心的人通常也聪明、精力充沛、创造力强。有注意力障碍的人往往都具备这些优点，但是他们的问题是，只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发挥优势。在世界级的名人榜上，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动画大师沃尔特·迪斯尼、摇滚明星约翰·列农、歌坛天后小甜甜布兰妮等很多人都承认或被认为存在注意力缺陷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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