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忽视的短信
重庆垫江县气象局副局长韩强的手机里保存着5月5日的一条短信: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县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雷雨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这条带有“雷雨、大风、冰雹”关键词的短信在当天下午3点半发送到约700人的手机上,包括县级部门的相关官员,学校、乡镇干部、村里的信息员等。在韩强的设想中,如果这个为决策服务的信息传输系统起作用的话,这700人可以将信息再度传播,覆盖全县90万人口,起到预警减灾作用。
不过,这一及时的提醒显然简单、粗糙,不足以引起任何人警觉。风暴过后的第四天,垫江县应急办主任刘洪君在记者提醒之下,才忆起收到这条短信,但在手机上已找不到,它跟日常的天气预报一样被删除了。
在重灾区沙坪镇李白村,许多村民对这种提示短信不以为然,他们也不明白“大风”的危险含义。在气象术语里,“大风”指风力达8级,陆地表征为“可折断小树枝,人迎风前行感到阻力甚大”。村民们想当然地以为就是“风很大”而已。
灾难狠狠教育了忽视的人们,5月6日深夜0点48分,沙坪镇瞬间风力达到了11级,已经是台风量级的威力。暴雨夹杂着冰雹,持续了整夜。截至10日,全县20人死亡,1100余间房屋成为废墟,3万多间房屋受损。
这是这座内陆县城自1957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应急办主任刘洪君后来庆幸不是发生在白天:“到处有广告牌倒下来,白天砸在路上,可能死的人更多。
在普通人眼里,如此猛烈的极端天气毫无征兆。5月5日白天,晴空万里,垫江人只是感觉到“闷热”。在县气象局,韩强估计“天气要转折了”,他看到大气气压在持续降低,处于不稳定状态,但无法预测出变化的精度,这被认为是整个气象界面临的难题:强对流天气难以达到“定时定点定量”的精度。
那天,沙坪镇宣传委员古成荣在几个村里查看春耕栽秧,他像往常一样叮嘱要注意防范暴雨,因为从5月份开始,重庆就要进入汛期。李白村支书吴大斌在西瓜地里栽秧,种子不够,他又去进了一批货。
村部的大喇叭也很安静。乡场上人山人海,这里是信息集散地,村民董超没有听到一丁点特强风雹的消息。在他回家路上,田地里是收油菜、插秧的忙碌场景。
县应急办也是普通的一天。工作人员郑维锋正在准备地质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方案。晚上9点多,刘洪君回到家里,睡不着,他记得天气预报中说到会有暴雨,出于职业敏感,他预计夜里会有事,不过他惦记的是暴雨,每年如期而至的汛期。
每年汛期,垫江都会面临几场暴雨。这种对天气的惯性思维使整个应急系统在今年依然指向“暴雨”,强风的危害被所有人忽略了。
晚上约8点15分,垫江电视台插播了一条来自县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内容与手机短信相同。不过,从县应急办、沙坪镇到李白村普通村民,几乎没有人认真关心这则突然的预告,他们更喜欢看重庆或者中央台的娱乐频道。
零点刚过,一切都改变了。一个五十年都难遇的风暴系统酝酿成形,如同过山车一样猛地把所有人推到顶峰,然后陡然摔下。
31死悲剧
郑维锋当天依照排班安排在县应急办值夜班。深夜零点多,他接到了县气象局电话,称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强对流天气,有大风、暴雨、冰雹,风力8至10级。当时窗外已在刮风,风砸在窗户上“梆梆”作响。
电话放下不久便一片漆黑,全县失去电力。
整夜时间,应急办两部座机、郑维锋的手机几乎没有停过通话。交通堵塞、房屋倒塌、人被活埋……一个个紧急信息接踵而来。
刘洪君在家里给每个乡镇、交通、水利等部门挨个打电话,初步确认重灾区在沙坪镇。约2点钟,他准备赶往那里,所幸风力已减弱。他刚出城不到1公里,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倒在路中央,两旁树木东倒西歪,许多如大腿般粗的树枝被巨大的风力折断,散落一地。
刘洪君看到医院、警察、交通局人员陆续赶到,一路清理障碍,磕磕碰碰去到沙坪镇政府时已凌晨3点多,一片忙乱,大部分干部已分散到各个村落查看灾情。
31.2米/秒的风力如同高速公路上时速100多公里的汽车在横冲直撞。董超的3层楼房刚盖好,他和哥哥、母亲睡在二楼。冰雹落在屋顶砖瓦的响声惊醒了全家人,兄弟俩刚把母亲从床上拉起来,宽约四五米的铝合金窗框整个砸在了母亲睡觉的位置上。
暴雨中,村支书吴大斌从一座废墟里掏出砖木,一个老人的头部露了出来,他一摸,已经没有了气息。
暴雨持续到天亮,董超走出房门,屋外已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路上、田里、屋顶一片狼藉,碎瓦、断枝遍地,叫喊声、哭声此起彼伏。
事后的统计显示,这场极端天气袭击了整个重庆,重灾区主要在中部、东北部,大暴雨肆虐了7个县乡,46个县乡达暴雨。31人死亡,绝大部分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垮塌所致,风雹所过之处庄稼几乎全毁,风暴过后四天,不少村里的电力还未恢复。
这只是南中国自然灾害的开端。5月6日晚上,一场刷新广州历史降水量的强降雨突然袭来,广州城区变泽国。广东这场降水覆盖了7市38县区,持续一个星期,至今仍未完全停息,目前已有22人死亡或失踪。江西、湖南、贵州等南方大部分地区也几乎同时遭遇暴雨侵袭,全国已造成94人死亡,上千万人口受灾。
有气象专家称,这次特大暴雨过程具有“三个历史罕见”:雨量之多历史罕见,雨势之大历史罕见,范围之广历史罕见。
全球难解的难题?
不论垫江,还是南中国,这场夺命94条的暴雨灾害,异常罕见。
气象部门再度承受了巨大压力。广州媒体引用市民的质疑,认为气象部门预测迟缓。而在垫江县李白村,多位村民指责灾前政府部门预警不力,否则“至少能减少伤亡”。
风暴罕见,但对于气象部门的预报和预警准确度的指摘,却从不罕见,无论是在当年的湖南冰雪灾害,还是今年的西南干旱,类似的质疑从不间断,而诸如今年上海一次正常气温预报竟和实际相差7度的笑话,更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
而广东省气象台对此番暴雨灾害的官方回应,亦保持着与往常气象部门强调国际难题的一致论调,“目前的气象水平对短时强降水仍难以准确、提前数天预测”的结论。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主任温之平教授则坦承:“气象部门对于极端天气的预报非常谨慎,因为一旦发出红色预警,就会涉及到很多部门停产停业。”在极端天气上,气象部门通常采用缓慢修正的方法,广州暴雨也是由黄色到橙色,最后到红色警报,但“这个时间的提前量就非常小了”。
“我对自己气象局的评价,认为工作已经是到位的。”5月10日,垫江县气象局副局长韩强反复强调,“大风、冰雹、暴雨,我们的定性是正确的,但是11级风力是预测不到的,这样的精度,全球范围内的气象水平也很难达到。”
据韩强介绍,5月份开始,气象人员已在关注高温低压天气。在与重庆市气象台的会商时,后者的指导意见是“密切关注强对流天气的变化”。
目前,我国气象部门在业务上实行5级业务技术体制:国家、区域、省、市、县。每天,上级部门会下发指导预测意见。“中央气象台主要是指导,特别是灾难性天气的预报和服务。各省、地区需要对各县进行详细预测,县一级气象部门再进行订正,反馈给上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林说。
在垫江县气象局的电脑记录中,5月3日和4日,重庆气象台对未来24小时的预测中均出现“暴雨、雷电、短时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关键词。5月5日16时发布了“大雨到暴雨天气消息”。
这些预测的缺陷很明显:缺乏精度,难以真正触发政府和社会的警觉。“目前强对流天气预测的难点,就在于定时定点定量。”国家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副司长毕宝贵说,“能报出六七级大风比较正常,但很难报出11级。”他举例美国对龙卷风的预测,也只能提前十多分钟。
“我们采用逐步逼近的方式。在短时内,具体强度还是有可能预测的。”毕宝贵接着说。灾难当晚9时46分,重庆气象台开始每小时滚动发布两个小时内的强对流天气警报,从重庆市气象局的值班信息来看,11级大风依然未能准确实况报告。“在这样的天气面前,我们感觉是心有余力不足。”韩强一直在强调工作到位,只有一次稍微露出了悲观的神色。缺乏精度的天气预报在少得可怜的信息传输系统中传播,最终拉响警报,但灾难已经发生。
小县城的气象现实
5月9日上午,垫江县气象局会商室。可能是周末,这里显得冷清。一名业务员正在电脑前看资料,他有些耳背,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到。临窗墙边放着一排电脑,大部分关闭着,看不到如中央气象台满屏幕卫星云图、雷达图像的景象。
这里是进行气象分析、会商的重要地方。中间是会议桌,玻璃下压着各种气象数据。正对着会议桌的墙上,挂着两台电视,旁边是摄像头。靠近走廊的墙上挂着各项工作章程,规定每天收看中央和重庆市气象台天气会商时间、每个时刻的工作内容。
气象观测站在办公楼背后的小山头上。除此之外,全县共有22个自动观测点,分布在各个乡镇政府附近,有14个只能测温度和降水量,另8个还可以测风向风速,这些数据实时自动传输到气象部门。
每天下午,业务员要把当日的天气预报反馈给上级,作为考核评比的标准。目前,在重庆市33个区县中,垫江排在19名。排名是刺激提高业务水平的一个手段。“我们压力是很大的。受灾之后,市局马上过来调阅了我们的服务工作流程,看看有没有失误的地方。”业务科科长李亮说,“基本上是肯定的。”
强对流天气的观测手段主要靠雷达。重庆市有3部,但都不在垫江。我国强对流天气的预测产品是在1980年代配备雷达之后才逐渐开展起来。“以前只能报有没有强对流,很难报出大风、强降水,到了近几年才能分出种类。”毕宝贵介绍说。
进一步发展的转折点在1990年代末。国家准备统一淘汰旧雷达,配备最先进的多普勒雷达。旧雷达只能观测强度差,多普勒可以精确到降雨和风强度,从此才能观测风力和冰雹。“100公里内有两部雷达的效果是最好的,单个雷达一般不要超过200公里。”毕宝贵说。现在雷达是东部多,西部少。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而西部有些地区偏远,自然环境差导致难以设置观测点。如果垫江拥有一部雷达,毕宝贵觉得从理论上讲,能增强对强对流天气的观测,但最终结果还要依赖预报员的分析水平。
垫江县气象局5名业务员第一学历都是中专,有些并非科班出身。李亮属“半路出家”,1990年从部队复员进入气象局,开始做地面观测,现在他正在成都气象学院函授,还有1年就毕业。
包括韩强,业务人员都在函授本科,其中有一人已经毕业。“气象属于科技部门,绝对要靠人才。”韩强说。他1994年从四川省气象学校中专毕业,一直在气象部门工作。“以前中专都算是高的了,专门学气象的在县级气象局基本没有。”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业务员打开电视,准备接收日常的市局会商现场视频。电视上不断切换重庆各县区的会商室的画面,冷冷清清,许多画面见不到人影。“有时人就在旁边,市局看不到人就会喊。”李亮说。不过,视频接收出现问题,一直没有声音,会商草草结束。
“逢雨必涝”,怨天?怨地?怨政府?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实习生 袁端端 发自广州
■大城市会更频繁地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
■城市的很多涉水工程,或者处在洪涝风险区的工程一直没有洪水影响评价体系
■应急预案不能只是摆在领导的面前,而是要告诉所有的老百姓
■新的城市防洪规范制订已近尾声,将统一防洪和排涝,不日即送国务院
“上帝一咆哮,城市就洪涝”。
上周,一场超强暴雨肆虐中国南方,夺去了近百条生命,暴雨猛于矿难了。
中国城市“逢雨必涝”的怪状,持续经年,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此轮暴雨所经城市亦几成泽国,在广州,1.3万辆汽车遭遇雨洪没顶之灾,更引发超亿元的巨额赔偿争议。
从来只在科学家预测模型里出现的极端气候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兵临城下。除了追问气候变暖的不可逆的天灾因素外,民众对气象部门的预警不力普遍指责,更是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孱弱乃至失效,愤慨不已。
我们的城市怎么了?究竟什么环节制约了难题的解决?南方周末记者问计于国内市政工程设计、城市规划、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权威专家,以求灼见。而城市水灾害的概念再度被迫切呼吁提上主政者的案头。
●受访者:
●程晓陶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映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
●王 军 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车 伍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系教授
天灾还是人祸?
南方周末:上周的一场暴雨引发全国性灾害,仅仅归咎于极端气候频发的自然原因,够吗?
车伍:自然原因是很难避免的,但不能都以之为推脱的借口。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哪些是我们应该做好却没有做好的,这牵涉到认识问题、技术问题、体制管理问题、发展规划问题、经济投入问题等等。灾难提醒我们,这些都需要一场革命来推动。
程晓陶:呼吁了多年的城市水灾害概念,现在一一验证了。
因为城市热岛效应,大城市正频繁地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过去城市规模有限,城市结构也比较简单,雨水排出去相对容易。现在城市迅速扩张,城区不透水的硬化面积增大,雨水的自然渗透能力降低,内涝的特点也变得更为迅猛。尤其,现在城市空间的立体开发,地下停车场、地下旅店、地下仓库,还有地下商店街、地铁运营系统等等,成为易受暴雨洪涝袭击的高风险区域。这些新特点都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模式来应对,实际上也不是新问题了,这些年不少省会城市出现内涝情况。
车伍:2007年重庆暴雨灾难之后,我们去实地考察,就发现,重庆的城区往山地延伸,山坡的位置会加速雨洪,而地下的管道设施又没跟上,地面行洪的河道又受到了破坏,一旦超标暴雨来袭,城市受涝的风险就很大,这实际上也是城市化中的通病。
南方周末:以前对于城市暴雨的应对是什么旧模式?
程晓陶:以前提到城市洪水,多半是外洪、江河泛滥、山洪暴发,措施也多是城市外围的河道沟渠建设和堤坝的加固,城市内涝,一直是个模糊的概念,现有的城市规划主要是沿用抵御外洪的规范和标准。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城市水灾死了八十多人,两万多辆小汽车受灾,比广州这次还要严重,从那以后就树立了“城市型水灾”的概念,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等待了。
车伍:十几年前,我做城市雨水研究,别人都会觉得,雨水直接排了不就得了。
我们现在有防洪规划,只是为了防,为了排,完全是为了应付。而国外,比如美国,在城市建设上强调源头和最初的设计,所谓的“第一影响开发”,提倡绿色基础设施,着力于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我们还在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理念还很落后,仍停留在管渠的建设上,以排为主,结果排不胜排,灾害不断。
所以说,这种简单的排放的模式需要一场革命,包括理念、技术的革命、规范标准的革命、法规的革命、管理的革命一整套系统,才能缓解这种灾害。
管道标准不是惟一
南方周末:现在城市的排水管道建设标准,往往是一年一遇或者三年一遇,是不是标准太低了?
王军:对于城市“涝”的概念一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就城市而言,只能依赖排水管道的标准。一般标准是1-3年一遇,重点地区是3-5年一遇。一年一遇的标准抵御的只是每小时30-40毫米的降雨。而这些至今仍用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排水设施规划规范。
谢映霞:我们正在呼吁,希望尽快出台城市防涝标准。究竟这水积留在城市里到了多大程度,多长时间内排放不出,才算得上涝,都说不清楚。没有标准,是积水,还是内涝,你没法去定性,自然就没法去界定责任。而许多老城区的管道标准甚至还是解放初期按照苏联的标准沿用下来的,当时考虑的更多是经济合理的标准。
南方周末:如果只是提高排水管道的建设标准,会不会就一劳永逸?
程晓陶:对于防洪标准,也没法就说统一一个硬性标准全国通行,一般也就是设立一个范围值,这样经济好、意识足的城市取上限,而很多城市可能就会取下限。
新区建设还好办,可是老城区的困难就很大,管网已经埋在地下了,地面之上已经是高楼林立,这个成本是巨大的。
王军:按道理说,城市排水标准应该随着城市的发展而相应提高,但城市规划设计时也有个损益比的考虑,提高标准所能避免的损失和需要的投资之间也有个平衡的问题,至于超标的暴雨,往往是短时间的,可能没法说什么标准就是一定不出问题的,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更在于有没有应急的预案,这个预案有没有贯彻到位。
车伍:我国总体上标准是偏低的,而且有些地方标准在实施上可能打折扣。但要指出的是,一味提高标准也不科学,管道的维护也很不到位。我们曾经对许多城市的排水管道的雨水口,做过实地调查,发现太多的雨水口总是堵塞,如果堵塞,你再高标准的排水管道也形同虚设,所以北京这几年,每到雨季来临,都要主动地对上万管道的雨水口进行疏通。
政府责任有多少?
南方周末:各地似乎一直在改造排水管道,为什么仍然效果不彰?
程晓陶:一方面说,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这件事,要有持续的投入,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但现在往往还是大灾之后才有大治。比如济南2007年的那场暴雨一下死了三四十人,政府才开始研究和加大投入。而不出事之前,政府往往关注更迫切的事,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那些是大家每天都见的烦恼。而这种水灾毕竟是多少年才会遇到的事情,政府总是在受到舆论的指责后才会采取行动。
南方周末:城市防洪的管理体制上,是不是也有问题?
程晓陶:过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建部门管理的,但是,水要排出去又进入了水利系统的管理范围。城市向农村急速扩展又衍生出一些问题:扩出来的这部分防洪归谁解决?
现在有的城市已经改为水务一体化管理了,但是即使改了也还是有分工的。比如说上海有水务局,但排水系统的建设与运营还要有排水公司具体操作。一些问题难免会陷入扯皮、推诿的状态。比如水利部门和城建部门关于防洪系统与排水系统设计标准的计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水利部门是用水位来计算,而城建部门是按降雨量来计算的。两者也没有绝对的换算值。
南方周末:排水设施久治不愈,可不可以去追究政府的责任?
程晓陶:谈及问责,其实是个复杂问题。日本在上世纪快速发展中,老百姓也会有很多指责,受灾了就与政府打官司,要求赔偿。但一般起诉的官司都不会打赢。理由是没有人能在短期内把一个防洪的体系修建起来,这必须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洪水,难免有一些人会受到损失,这还是天灾而不能简单归因为人祸。如果将天灾都认定为人祸,政府有限的税收就要大量用于补偿,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会受到影响,对社会不利;要不影响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承担补偿的责任,那么政府只有增加税收,这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不能轻易地把天灾说成人祸。政府可以做的改进是应该制定更为完善的治水计划,并公布于社会,接受监督,其次也要把客观存在的风险告诉百姓,以指导社会采取合理的自我防范措施。我们所谓的应急预案不能只是摆在领导的面前,而是要告诉所有的老百姓。
“马屎皮面光,里面一包糠”
南方周末:有民众批评我们在城市规划上,总是轻地下,而重地上。
谢映霞:这也的确是个问题,太重视城市表面的建设,地下的建设跟不上。主政者都希望高楼林立,而对于看不见的地下管线,加上强暴雨也是小概率的事件,往往重视不够。我们在替一些城市做规划,一旦遇到投入有限,被精简或拿掉的部分往往总是地下的部分。
另外是规划执行的力度。实际情况中,为了经济效益,不按规划的事件时有发生。
车伍:中国很多城市的地下规划,用一句俗语是“马屎皮面光,里面一包糠”。表面来看是超级现代,但地下就差远了。其实在城市发展中,排水设施这些地下部分更应该是百年为计的,要有延续性,甚至比地上设施需要更精心的设计和规划,因为你后期推倒重来,意味着付出的代价更为庞大。
程晓陶:日本后期为了应对城市水灾,在大阪和东京修建地下河,因为地下空间已经利用很充分了,甚至将地下河修到地下27米深,东京更是深达60米,正是这些看起来投入巨大的不断被强化的措施才能保证城市的安全。
要“环评”,也要“洪评”
南方周末:广州暴雨灾害事件中,因为施工工地的违规建设,许多排水设施受到破坏,也影响了排涝效果,为什么会这样?
程晓陶:现在一些重大工程上马,都已经硬性要求必须做环境影响评价,不过关就不能上马,但我们城市的很多涉水工程,或者处在洪涝风险区的工程却一直没有洪水影响评价体系。
这是我们正在想建立的一个制度,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时候你要修一座桥,修好之后发现它会阻水,怎么办?这种评价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你会对洪水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导致洪水,或者增加可能性和转移给其他地方。再一个是洪水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但这个制度,怎么评价,什么程序来评,什么人来评价都是问题。
我们1998年的防洪法里已经说了要做这个,但是这套制度至今还是不完善。不过现在很多河道管理部门已经做了,但城市内部还没有开始。看起来这个问题也得面对,2008年那次上海被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设施工把排水管挖断了。
南方周末:对于逢雨必涝,有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
程晓陶:我们最近在编城市防洪的新规范,已经开始将防洪和排涝统一起来考虑。2002年启动至今,目前已接近尾声,快要递送国务院了。以前的规范偏重工程层面,现在的新规范将在工程建设之外,把预警、调度等非工程的层面也囊括起来。
我们的城市洪涝应急体系,现在看起来和国外的差距还很明显,我们现在总是笼统地提红色还是橙色响应级别,而在日本,已经做到具体地区具体针对性设置响应级别的水平,并且会第一时间明确地反馈到公众中去。
国外如何防御城市水灾害?
作者: 资料整理 袁端端
管道建设标准高
排水和蓄水并重
高额保险作保障
强制立法行问责
西方一些国家排水系统的建设早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上世纪7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暴雨雨水的管理阶段,许多大城市的排水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实时控制,建设标准高,体系完善,有些大城市至今用的仍是一两百年前建成的排水系统,尽管城市规模与当时相比已天壤之别,但排水系统仍运转自如。
在城市建设上,国外还运用一些生态方法改善雨水系统条件,如采用透水砖铺装人行道,增加透水层,减少硬质铺装等。德国在城市排涝方面就做得很好,因为极高的绿化率减少了雨水径流,加速排涝,相比之下我国城市中60%以上为不透水或基本不透水的地面。
为防范城市内涝。国外的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要高,美国纽约是“十至十五年一遇”(一年一遇是每小时可排36毫米雨量)标准。日本东京是“五至十年一遇”标准。法国巴黎是“五年一遇”标准。而在我国,北京市是“三年一遇”至“五年一遇”标准,特殊地区“十年一遇”标准。广州市是一般地区“一年至二年一遇”标准。
在城市排涝方面,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展雨洪调蓄有机结合的模式。例如德国汉堡等城市有容量很大的地下调蓄库,洪水期有很强的调度水量的能力,消减洪水,既保证汛期排水通畅,又实现了雨水的合理利用。而日本政府规定,在城市中每开发一公顷土地,应附设500立方米的雨洪调蓄池。在城市中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甚至住宅院落、地下室、地下隧洞等一切可利用的空间调蓄雨洪,减免城市内涝灾害。利用停车场、广场,铺设透水路面或碎石路面,并建有渗水井,使雨水尽快渗入地下。在运动场下修建大型地下水库,并利用高层建筑的地下室作为水库调蓄雨洪。甚至动员有院落的住户修建3立方米的水池将本户雨水贮留,作为庭院绿化和清洗用水。在东京、大阪等特大城市还建设地下河,直径十余米,长度数十公里,将低洼地区雨水导入地下河,排入海中。
此外,国外很多国家早已把防城市内涝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美国早已有强制性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其多个州都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对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也规定得相当详尽。日本的《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项技术指标都有严格规定,对日本城市的防洪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法国巴黎城市的排水法律体系相当完善,专门制定《城市防洪法》,围绕城市内涝预防、规划以及政府责任,进行全方位的立法。
不仅如此,洪水保险也是国外保障公民受灾的重要举措,美国在1968年创立了全美洪水保险制度(NFIP),1970年通过紧急程序,执行全国统一的保险费率,大幅度放宽保险额,如住宅可达25万美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