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者话语权依然缺失

　　打假维权15年后，王海依然觉得“职业打假人”这个字眼儿很刺耳。

　　3月9日，距离“3·15”消费者权益日6天，王海、杨连弟、赵建磊三位“职业打假人”聚首，接受《法制日报周末》记者独家采访，回望15年打假维权历程。

　　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毁誉参半的名号，他们有一肚子话想说。

　　◎ 目睹杨连弟 叫板“加杯费”

　　2009年3月9日，北京市万达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当“京城刁民”杨连弟出示名片后，咖啡馆的女侍应哽住了。

　　名片上赫然印有“中国职业维权打假机构、保驾护航国际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连弟”，女侍应到嘴边的话被名片堵了下去，杨连弟接话说：“我们是职业维权人！今天这事你们必须说个明白！”

　　事出有因。3月9日，三位“职业打假人”王海、杨连弟、赵建磊在北京市万达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采访结束后，“职业打假人”们在离去时被咖啡馆收费账单中的不明消费“拦”在了前台，他们打假维权的细胞被“激活”了。

　　在“职业打假人”的眼中，任何消费都能被迅速地解构为“合理”或“不合理”。

　　杨连弟眼前的这份消费账单就被定性为“不合理”，杨指着账单明细上的30元“加杯费”问服务员：“这是什么？”

　　根据服务员的解释，该咖啡馆规定某茶饮套餐中除了茶壶外只带有4个杯子，如果需要增加杯子的话，要向服务员特别说明，需要另行收费。聚会中，杨连弟点了这份茶饮套餐，并要求增加了两个杯子，于是在埋单时，咖啡馆按照每增加一个杯子15元的费用，收取“加杯费”共30元。

　　正是这30元引起了争议。

　　杨连弟翻遍了咖啡馆出具的价签本，也未发现“加杯费”的收费方式和标准。咖啡馆一位经理解释说，“加杯费”并没有写进主价签，是由服务员手写并放入消费者桌上的。

　　“根据物价局的相关规定，餐饮及服务费用应该明码标价。我们没有在你们的价签上发现‘加杯费’的收费标准，况且我们所在的包厢中桌上以及墙上也没发现‘加杯费’的价格，这个‘加杯费’我们不认可！”杨连弟较起真儿来。

　　但咖啡馆的经理并不妥协，双方扯起皮来。10分钟后，杨连弟有些不耐烦：“我警告你们，不要再耽误我们的时间！否则将向你们索取误工费！你们这样欺诈消费者的话，我要向北京市物价局举报你们，而且我也保留对你们提起诉讼的权利。”

　　随后，杨连弟开始拍照取证，并且出示了名片，一直强硬的咖啡馆经理突然态度放软：“对不起！我们就免收您们的‘加杯费’吧！”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我们处处都在维权。”走出门后，杨连弟对本报记者说，“不是在乎这30元，是现在有些商家实在太可恶，社会需要职业打假维权者肃清市场”。

　　但是在职业打假十四年的杨连弟眼中，真正能和商家较真儿、肯为了几元钱打官司、能肃清消费市场的“职业打假人”越来越少。

　　◎ 入不敷出 “职业打假人”少了

　　当照相机闪光灯亮起时，王海的脸上多了一副墨镜。

　　作为职业打假人的“开山鼻祖”，王海一直戴着墨镜在媒体公众前抛头露面。他说此举一是防范职业风险；二是“只有戴上墨镜，别人才会认出我”。

　　王被称为“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打假英雄”。“王海现象”甚至成为搜索网站百度百科的专有名词。

　　在打假成名前，山东青岛人王海曾经在家乡的工厂做工，还念过函授，是一名法律自考生。1994年1月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其中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确立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1+1”赔偿制度，正是这个制度，启发了王海。在当时，他觉得这个规则“很有意思”。

　　1995年3月25日，22岁的王海站在北京市隆福大厦前，为了验证这个“很有意思”的规则，王海在隆福大厦买下了12付假索尼耳机并进行索赔，该案持续了8个多月，最终商家退钱，赔偿王海200元。

　　这构成了对“消法”第49条的首例实验，也成就了王海“中国打假第一人”的名号。

　　随后，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了一次座谈会，邀请王海参加。会上政府官员、法学专家、商场高管讨论的话题至今还在被广为争论——“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在钻法律空子？”，但王海的行为已经被会议定义为“王海现象”。

　　此后，媒体介入对王海的持续关注将王海定格为“打假名人”，而王海也没有辜负媒体的期待，他继续到各地去买假索赔。得知王要来时，广东商界发出“狼来了”的预警，而北京商家则干脆提出“防火防盗防王海”。

　　受1995年王海买假索赔的影响，一批“打假人”站了出来。杨连弟在1996年开始依法索赔，1997年，他甚至辞去工作加入索赔队伍，成为“职业打假人”。

　　自王海1995年实验性打假维权至今，15年间，在打假队伍中还能列出一串打假名人，如叶光、刘江、张磊、喻晖、臧家平、茜平、刘殿林、赵建磊等。“职业打假人”出现的高峰期是1998年左右，当时全国出现了带有地域性质的各种“王海”，媒体也纷纷按照地理规划称呼这些“职业打假人”，如“上海王海”、“南京王海”，有人笑称，此起彼伏的各地“王海”的出现如同互联网中的域名抢注。

　　15年后，当王海、杨连弟、赵建磊相聚盘点“职业打假人”时，突然面面相觑。王海喃喃说：“数不出几个了。”

　　在他们眼里，能坚持下来的“职业打假人”是少数，也是异类。

　　不得不提的是，“职业打假人”之所以可以成为“职业”，其收入倚仗于“打假人”买假索赔而获得的金额。正因这种行为性质，“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动机一直备受争议，是公益维权还是“知假买假，受利益驱动”？

　　对此，王海们嗤之以鼻，王海对《法制日报周末》记者说：“首先，‘知假买假’很难做到，消费者在购买前很难100%鉴别出商品是否赝品或存在质量问题；退一步讲，即便可以做到‘知假买假’，买假索赔也无可厚非，打假人买假货光明磊落地挣钱总比制假商挣得黑心钱要好得多！”

　　广受外界质疑并不是“职业打假人”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职业打假人”所依赖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维权成本越来越高，个人买假索赔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打假人”的生活。

　　王海等人认为，近年来“职业打假人”所树立的公益“打假”形象变为“假打”形象，是经营者控制舆论贬低的。当然，“职业打假人”中鱼龙混杂，也不排除有为整个“打假族群”抹黑的害群之马。

　　2000年9月，王海对外宣布，他个人将不再从事购假索赔活动，“因为专门从事购假索赔者良莠不齐，种种行为令我不齿，我不屑于与他们为伍”。

　　杨连弟也对记者表示：“现在社会存在的一些打假人，他们和我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自2000年，王海开始全心经营他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集中在为客户提供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调查和顾问服务，为消费者及生产厂家无偿提供维权知识和维权指导，并通过网络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各种警示信息。

　　“职业打假人”王海的这种转型代表了一种趋势——从个体维权上升为公司维权，把个人维权积累的经验转化为为企业服务。这种模式也被许多“职业打假人”所借鉴。结果是，个体维权者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