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族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导致我国的产业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差异,因此,有必要运用我国古代哲学对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进行思辨,尤其是通过思辨,摒弃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改革非理性的经营思路,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产业道路。 ”
当时光快速进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使我们的思绪纷乱,几乎无暇对繁杂骤变的现实进行冷静的梳理。而近期围绕医改形势下医药产业发展的议论不断,不禁使人的思路聚焦到产业的健康发展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对我国医药产业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一次大手笔的划分?是否可以用起步时期、上升时期、快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或者低端学习阶段、高端学习阶段等进行某些定义?显然,进行某些形式的总结还为时尚早,因为对于很多表象后面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思考清楚。于是,一个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通向我国产业繁荣的道路如何走下去?我国的医药产业素质如何?产业是否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到底有多强等等。
“天人合一”与资源合理开发
随着多年来我国医药产业的不断发展,产业层面上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增多,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产业发展赖以依靠的自然资源出现短缺。如我们常用的500种中药材当中,必须予以保护的就达112种,其中濒危的有10种、稀有的38种、渐危的46种,一些中药材如甘草、麻黄、银柴胡、肉苁蓉、雪莲、红景天、冬虫夏草等由于过度采挖或掠夺式开发,资源量逐年萎缩,已开始影响到中医临床用药及制药企业的生产。而在我国跃居为世界第一大原料药生产国的背后,资源和能源的牺牲成为难以计算的成本。最近笔者看到的一连串的数字:我国的青霉素工业盐年产量达6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0%,维生素C年产量超过30万吨,占世界产量的60%,柠檬酸年产能已达70万吨,占世界产量的65%,就连许多贫穷国家都不生产的大宗原料药在我国还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些绝不是我们期盼的产业繁荣与强大,我们身处的产业发展环境并没有因为产值的增加而改善,反而趋向严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笔者由此想到中国哲学思想中一个变化的概念——“天”。人有人道,天有天道,产业发展的前提就是“循道”。周朝时期,“天”的概念开始得到衍生,而儒家则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充分表达了“天人合一”的主张,并集中体现在儒家的“性命”观念中。“天人合一”并非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知性意义,而是强调一种道德理性精神,确定了“人是目的”的根本原则。按照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主体的道德追求与道德约束,不源于外在力量的制约,而是源自主体的自我道德理性,同时也是天理所在,即人必须对自身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并发挥自我导向的作用,从而对解决生态危机起到间接性的功能。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产业发展问题的认识并未上升到伦理价值的层面,所谓的挽救行为就显得如此被动与孱弱。
当今国际医药产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西方天人对立的思想浸透,导致对人的作用过分夸大,人的行为与其生存目的发生严重异化。因此,“天人合一”倡导的以德性指导知性,以德性支配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必然要求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最终目的,不能顾及短期、局部与个体的利益。这种“圆而神”的价值观,贯穿在人的知性行为当中,对实现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除“天人合一”的思想外,我国古代哲学当中有不少关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表明人不能超越宇宙,人与天地处于平等的地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再如,从仁爱精神出发,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人与自然要阴阳互补等等。由此看来,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为树立医药产业发展的价值规范奠定了基础。
“和为贵”与产业和谐发展
恶性竞争是当前影响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儒家主张“和为本”、“和为贵”、“和为美”,其主要含义,一是“和而不同”,“和”是差异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及对不同性质事物的兼容;二是“中则和”,讲究适度,采取协调与兼顾、一视同仁的态度;三是“和为贵”,以“和”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办法;四是“和实生物”,单一的要素不能产生新物,异质之“和”是新物产生的重要前提,使“和”具有开放的意义。“和”的思想揭示的是一种共存性与开放性的道德价值,倡导了良性竞争和互相合作的经济伦理观,有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化敌为友,化竞争对手为协作伙伴,建立更加广泛的团结协作网络,实现“共赢”。
医药产业体系是一个处于持续运动状态的巨大系统,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在进行着严密、有序和默契的协作,具有较高的整体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有着相互依存、促动和制约的关系。如将这种相关性移植在阴阳建构或太极建构体系中,就会发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易传》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及老子《道德经》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揭示的道理。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往往是各因子按自身规律运动而彼此互动的结果,这包括人为错误地破坏了某一环节的正常功能,自发因素造成金融、商品难以顺畅流动,国际因素影响到消费者、生产者心理等,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即是最好例证。
“无为而治”与科学管理
而“无为而治”则是古典与现代管理科学规律的升华,显示了极大的灵活性与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组织的有序稳定,同时亦最大限度地让组织成员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我们知道,医药产业是受政策因素影响最深的产业之一,任何政策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企业、市场和消费者行为。因此,在当前医改的大形势下,政府对医药产业的影响关键在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施正确的经济决策,进行宏观调控,而非事必躬亲,在微观领域进行“政府替代”。进行适当的“无为而治”管理可获得更高的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并可抑制权力资本的膨胀。
医药产业是由无数的单个企业共同组成,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有赖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竞争力的普遍增强,因此,必须深刻挖掘和认识企业竞争力的实质。对于广大企业而言,当前和未来企业竞争力蕴含的基本思想非常明确:价值创造,倡导创新,关注社会责任,兼顾短期与长期利益,强调系统整体对外部环境的应变力,追求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和谐。换言之,我们只有在遵循大“道”的前提下,以价值伦理为导向,不断发展、求变,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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