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

    中央多次剑指“裸官”

　　中央和地方近年出台的多种规定剑指“裸官”。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包括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情况进行申报，对县处级以上官员进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等等。另外，有些地方还出台官员个人情况报告制度。

　　2009年9月，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2009年11月，深圳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为了防止“裸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还规定省管干部提拔前须报告12项个人信息。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其中“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赫然在列。这也是“裸官”监管第一次作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对外公布。

　　同时，中央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进程也在加快。2010年1月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强调，要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最近，中央审议两项暂行规定，再次剑指“裸官”。对此，李成言指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官员申报内容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尽管两项暂行规定还不能视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已向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迈出了更实质的一步。”

　　同时，我国也对外逃贪官加大全球追逃、劝返工作的力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有部分外逃贪官被引渡回国。但全球追逃贪官仍面临着“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等诸多现实难题。

　　据本刊记者了解，我国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与国际加强了协作，外逃贪官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此外，我国还与邻国合作，加强了打击贪官外逃方面的紧密配合。

　　2010年1月，中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些省(区、市)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制定了联系合作的工作规范。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我国制度反腐日趋成熟，贪官外逃的“关口”将会越来越紧。

　　预警机制的“民意期待”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由于法律、政治、文化等因素，我国从海外引渡外逃贪官难度极大，且追逃成本高昂。因此，尽快健全和完善贪官外逃预警机制，尤显迫切。

　　“对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行使表决权的官员，不但要公布配偶、子女的海外学习生活情况，还应就此公开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胡仙芝认为，“调查官员配偶和子女的基本情况，并非对官员搞"有罪推定"。但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当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时，放弃一部分个人隐私，以确保公众利益得以保护，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通行的原则。”

　　在他看来，一个官员把配偶和子女都送到国外移居，一般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严密观察，加强监管，利于加强防范。“代表选举官员，可以公开就此事进行质询，可有效避免把有外逃倾向的贪官选进班子，也能对有这种倾向的官员起到警告作用。”

　　“应建立和完善严格的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移居海外的报告和备案制度。”尹韵公建议，“应严格控制官员及其配偶子女出国(境)审批，特别是官员因私出国(境)的审批，并通过媒体将官员的涉外情况予以公开。凡是家属移居国外的官员，就不能担任重要职务，或官员要担任重要职务，就应严格禁止家属移居国外。”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就无权出国，只是在移民问题上，对中高层官员的制度要求应更为严厉。”尹韵公进一步解释说。

　　多位受访专家还建议，有关部门要注意清理出国中介服务市场，严处为贪官海外安家、转移资产、出逃提供一系列服务的非法组织。尤其要强化资产或资本跨境转移的监测与控制，切实防范资产向境外转移。还须加强边控，建立健全反洗钱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合作。

　　长期从事预防贪官外逃研究的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应加强官员子女出国的审查制度，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以规范，要求官员说明子女出国费用的数额、来源、用途，并与该干部一年一度的收入申报情况联系起来考察，增加公示环节。”

　　“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仅是向上级报告，更应接受公众监督，要有配套制度，有相应的核查机制跟进，对虚假报告、瞒报者，要有相应的惩处办法，这样才能起到根本实效。”李成言说，“外逃贪官的引渡成本非常高，最好的办法是健全和完善贪官外逃预警机制。所以，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宜早不宜迟，越往后阻力越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障碍。”北京市政协十届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曾广宇直言，“一步到位地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不现实。但可在一些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部门先试点，如国防、金融、政法等。可尝试建立分级公示制度。如，明确规定何种级别以上官员须公布个人及家庭情况，公示的对象，可以先党内，后党外，公示的主体可以先高层，后中低层，依次逐步推行。”

　　此外，曾广宇还建议，“该制度要求公示的信息要完整，不仅包括官员个人财产或收入情况，也要包括官员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及家庭成员是否身在境外、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购置财产等各方面内容。”李松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