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张艺谋等人作品被选入最新高校教材

作者：来源：时间： 2009-08-25 09:55:18

上世纪506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魏钢焰和李冰的文学报告，胡采的文学评论，在中国文坛名重一时，并且对年轻的一代文学爱好者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新时期以来涌现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都曾经追随柳青的创作道路，在表现黄土地上的农民生活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上世纪50—6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魏钢焰和李冰的文学报告，胡采的文学评论，在中国文坛名重一时，并且对年轻的一代文学爱好者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新时期以来涌现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都曾经追随柳青的创作道路，在表现黄土地上的农民生活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当代文学60年》以作家论为主，力求作品优先，审美优先，着重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间的优秀作家作品予以个案分析，并建基其上进行文学史的整体描述，将知识性与研究性、基础性与前沿性等较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一部既有普泛的实用性，又有独自的学术特色的教材。教材对陕西省名家作品及其成就作了精彩的解析评定。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在中国大陆的现代进程中，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中，尤其是像陕北这样的农业文明的腹地。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现代性的冲击，城市文明的召唤，使城乡间的冲突也呈现更为丰富的状态。身处这种情况中个体精神的蜕变和痛苦，成为路遥关注和创作的重点。《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两位出身乡村、又在县城读过中学的农村青年，在返回乡村参加农业劳动之后，不愿意因循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向父兄一样在黄土地上终老一生，而是顽强地走向城市，寻找新的人生和世界，演绎出一幕幕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喜剧。

　　“民族秘史”的追求：陈忠实和《白鹿原》

　　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被认为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先后被改编为话剧、舞剧、连环画等。陈忠实敏锐地捕捉生活提供的机遇，自觉地进行现代史诗的创造。而对构造史诗性的作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一个作家对历史的把握能力，如何从动荡不息的生活里，发掘出深层的稳定的原因，并通过有限的人物和事件，辐射到悠久的历史之中，产生一种情感和思绪的超越。这就要求作家站在当代思想文化的制高点上，高瞻远瞩，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鸟瞰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开阔作品的历史视野。作为宏大历史进程的亲历者，作家也急于把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化作文字，表达于读者。这一特点，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是非常鲜明的。“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白鹿原》的故事发生在渭河流域白鹿原上富庶的白鹿村，以白、鹿两家人的恩怨情仇、矛盾冲突为线索，力求表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农村的历史变迁，并由此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思考。

　　贾平凹：寓灵秀于拙朴

　　贾平凹早期的散文，大多寄情于故乡的山石和明月，文笔清丽，情韵悠长，意味醇厚，透露出作者对人生的种种感悟和哲思。他在对大自然的艺术审美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提升。《丑石》写于1981年，作者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对丑石的丑陋之处以及在村人眼中的一无是处作了种种具体描摹……这篇简短的散文在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的确有它的社会意义。贾平凹的散文，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陕北、关中和陕南的民情风俗为关照的对象，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代表作《商州三录》描写故乡商州的水光山色和民风民俗。这类散文作品的创作作者表现得游刃有余，为读者展现了商州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充满野情野味的神秘特性，寓含了作者返璞归真、向往田园生活的遁世情怀。1987年以后，贾平凹散文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一改往日面对大自然的忧伤与惆怅，注入了对社会现象、时代波澜与人生百态的热切关注。针对国内散文界的浮靡、甜腻之风，他提出大散文概念。贾平凹的散文率真质朴，善于直接抒情，素材多为农村生活。他写的就是俗人俗事，世俗人生。在贾平凹看来，活得淡泊，方能平和，平和乃致远，这不仅是做人的一种心性，更是一种感应自然宇宙的态度。再有，贾平凹的散文语言地域色彩浓郁，充分吸收了方言、口语，有些散文还运用了文言，朴拙、平淡，却能生动、传神。

　　张艺谋和第五代电影创作

　　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放弃中国电影一贯的含蓄美，将恣肆的酒神精神和狂放不羁的野性透过随风舞动的红高粱、粗犷豪放的歌声传达出来，表现了创作者对人的生命冲动的刻意张扬。影片的整体特色在于既重视叙事、又讲究画面造型，既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曲折故事、塑造了一群鲜活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又在画面中融入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并且使二者充分结合。影片还大量采用仪式化的场面表达主题，颠轿、野合、祭酒等段落都成为“第五代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这些场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验证了电影形式的魅力和意象的魅力。《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又以《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两部影片营造“铁屋子”的寓言模式，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92年，他陡然转身，拍出了《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一改张艺谋对历史题材的偏爱，选择了现实题材，并且放弃传奇的叙事手法，以纪实的手法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平实的、发生在当代农村的故事，而影片的主题更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讨一个说法”其实是为了维护普通人的尊严，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社会改革使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社会大众的必然要求。

　　王宜振的儿童诗

　　中国儿童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王宜振，长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艺术探索，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了大量优美的诗作。他对儿童诗的创作、发展和儿童诗的本质等进行了多维的思考，在实现儿童诗由传统到现代的艺术转变过程中，迈开了坚实的一步。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力图用自己的诗歌架设一座跨越儿童和成人的美学桥梁，用不乏现代意味和时代气息的意象、结果、手法来营造一种全新的汉语儿童诗。同时，他的儿童诗力图与成人世界对话，与世界各民族的孩子对话，尽量打破儿童诗与成人诗的壁垒，让自己的儿童诗给儿童和成人一个共同的审美空间，不仅有亲和力，还给儿童以思想的启迪、智慧的提升。

　　记者旁白：陕西省五位文化名家作品及其成就被收录入《中国当代文学60年》，既是对我省优秀文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与肯定，同时也激励陕西省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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