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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这一次处境特别困难。因为膝盖纤维化很严重，去年开始恶化。现在站上十分钟腿就很疼。我一辈子唱歌到现在从来没有坐在过舞台上，我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不晓得能站着唱多久。这次肯定要比以前付出十倍甚至二十倍的努力。
记者：有没有做康复治疗？
郑智化：这没办法救，我在台湾看了两三个名医，手术没有希望，只能继续再找一些名医来看，目前来讲结果很悲惨。我的腿很怪，走动没有问题，可以靠拐杖，最怕就是不动。一直站着，腿就非常痛，痛苦就在这儿。关节支撑不了力量，动起来反而特别疏散。站上去后，腿像被刀割了一样，还怎么唱歌？我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取消演唱会，因为我想唱，很多朋友在等我，我一定要唱给他们听，至少这一次要唱完，以后再也不能唱了，我只能说抱歉了。真不行的时候，我得强迫自己一定要坐着唱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很多人都说“没关系，就坐着唱，大家喜欢听你唱歌”，问题是坐着唱歌像话吗？
记者：支撑你要把腿治好的原因是想站着唱？
郑智化：对，不然对我没什么影响，我生活里不用常站着，可我就很想站着唱歌，那样特别有劲。搞不好哪天站不住就不唱了，搞不好就是明天的事，这很简单(他说着伤感起来，又点了一根烟)。
“我当然一直持续写歌，但不可能都出专辑，出专辑就变盗版，这就浪费了我的才华！”
中国孩子勇敢向前 “这歌我写了20年”
从入选华语百佳唱片的《老幺的故事》开始，郑智化就以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清醒的批判视角出现在90年代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单身逃亡》的绝望或《年轻时代》的张狂、《堕落天使》的另类或《游戏人间》的戏谑，都被郑智化用歌声牢牢锁定在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中。
因此，大家对郑智化作品的期许始终很高，他却很少再唱新歌。《中国的孩子》是个例外，他说自己用了20年时间来认识中国，才有了这首新作。
记者：为什么会写《中国的孩子》？这让人想到《龙的传人》。
郑智化：这是20年的心愿，这首歌我写了20年。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首类似比《龙的传人》更琅琅上口的歌，《龙的传人》已经写得很好，但那写的是一个比较过去的中国，现在的中国需要一个更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身为炎黄子孙，应该写一个代表现代中国人力量的歌。
记者：写了20年，这话怎么讲？
郑智化：我写了20年了，不知道写过多少版本，一直到去年年底才完成这个版本。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时我写了一个版本，但由于歌词写得过于“煽情”，写一半就放弃了。接着奥运前又写了一个版本，但旋律过于“热情”，我觉得一点都不像中国。之后陆陆续续又写了好几个版本，但是脑海里永远跳脱不出长城、长江、黄河、青花瓷……就这样我败给了“矫情”。后来，我刻意让思绪放空好长一段时间，就不写，直到有一天灵感来找我为止。
内地音乐环境恶劣 “开演唱会像马戏表演”
提到《水手》，郑智化有点又爱又恨。“没办法，演唱会上《水手》必须得唱。”靠《水手》走红并非他的本意。最红的那几年，郑智化形容自己坐飞机比坐公交车还要多，每天都在飞。他觉得那个感觉很不好，好像在背债，完全没了自由，他用世俗的眼光看自己，于是有了《落泪的戏子》。
退出之心从来就有，“我一辈子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一个歌手。应该讲，我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个行业。”
记者：为什么不一直持续写新歌？
郑智化：我当然一直持续写，但是不可能都出专辑，一出专辑马上就变盗版，这就浪费了我的才华！现在这个环境不可能这样做，像中国这种市场情况，实在很特殊，音乐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这个市场把音乐行业搞乱了，内地流行音乐环境非常恶劣，非常不入流。
记者：所谓的不入流是什么意思？
郑智化：完全在包装跟噱头方面搞东搞西，完全没有音乐的本质，现在的音乐都是假的，包装的。去年我带女儿跟老婆去百老汇听玛丽亚·凯瑞演唱会，她唱了两小时，从头到尾没换衣服，但唱得让每个人感动。这种演唱会中国还有吗？没有！一个镭射打出来然后放火，把人吊到半空中，你该去看马戏团，还来听音乐干吗？没人注重音乐的本质，听的人也听不懂，大家跟着瞎起哄，爽就好，乱吼乱叫一通，只为高兴。
记者：现在回头再想《水手》这首歌，它在你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郑智化：就是把我定位错误了，什么“励志歌手”！这是一个误会！说世俗点，《水手》让我红遍半边天，可你如果真的问我内心，我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红不红，我在意的是自己高不高兴，如果不好玩，再红我也会把它放弃掉。我不会因为多了钱就很高兴，把自己的尊严、快乐统统都埋葬了。
记者：大家误认为你是励志歌手，事实上你的情歌也很动人。
郑智化：可是写情歌太无聊，太容易，别人做的事我又不太想做，情歌最好写、最简单，但别的东西不好写，像《中国的孩子》这种表现中国民族的大貌的歌没有人可以写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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