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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外读者的眼里，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可谓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也是因为它走向世界的历程本身就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团。
“兵经”何日入东瀛？
《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许多著述都认为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因为这两个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频繁，而日本奈良时代多次派遣学生到中国学习，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东传搭建了便捷的桥梁。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34年，也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在中国留学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兼修文武的饱学之士，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用唐朝廷赏赐给他的钱来买书，将大批记载中国兵学阵法知识的书籍捆载而归，回到故乡后传授给日本的文士武将。而据一部名叫《续日本纪》的日本古书所说，吉备回国后的第26年(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随吉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所带回的这批典籍中确实包括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如果这一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藤坚司却认为，说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时间过晚。按照他的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的事儿。这一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到达日本，在那里领导修筑了几座城池，并因为精通中国兵法被授予荣誉勋位。佐藤推测很可能是这几位百济兵法家把中国兵法(当然包括《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他的证据是，在57年之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出现了“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话，这与《孙子兵法·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巧合，是因为该书的编纂者舍人亲王、太安麻吕已熟知《孙子兵法》上的话，所以用这些话来描述神武天王时代的战法。佐藤的推断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向前推了70多年，而且可能由此改写该书传入日本的路径，即：《孙子兵法》不是借扁舟孤帆之力，从中国大陆循海路直达日本，而是先传入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代的朝鲜半岛，然后才由百济兵法家们传入日本的。
其实，不管《孙子兵法》是由谁传入日本的，大家一致公认吉备真备和百济兵法家们在历史上都为中日兵学的交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吉备真备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也使得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学界在宏扬《孙子》精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元10世纪，当年亲耳聆听吉备授课的土师宿弥关成的后世子孙大江匡房对朝廷秘藏的《孙子兵法》加以整理。其后历代兵家将帅都有人对它情有独钟。著名武将武田信玄平时就很尊敬孙武这位无法见面的老师，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孙子兵法》，他的军旗上则绣着“风、林、火、山”4个大字，象征着《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用兵境界。兵法家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荻生徂来、吉田松阴等人，也都有颇具独特见解的研究著作问世。据统计，从16世纪以来，日本的各种《孙子兵法》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它国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长时间的研究热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读过《孙子兵法》吗？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J·阿米欧。提起这个名字，清朝乾隆年间北京的官吏文人恐怕大都觉得茫然，但要说起他的中文名字——钱德明(别名钱遵道)，知道的人还真不少。原来，这位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的耶稣会士，1750年奉派来华，第二年就被打算结交几个西洋朋友的乾隆皇帝召进京城，此后一直受到清朝的礼遇。而这个钱德明在东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43年，这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钱德明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提到，就连咤叱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廖氏曾担任过驻法公使，在法国政界、军界有许多朋友，他的说法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而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的瞩目。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特许，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断，求学期间酷爱读书，曾大量阅读过世界各国军事、历史和法律书籍的拿破仑受当时巴黎社会上一度盛行的“孙子热”的影响，浏览过《孙子兵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西方兵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也读过《孙子兵法》，则纯属是今天学者们的揣测。一些学者认为，1806年克氏以副官的身份，随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参加对法作战，战败被俘。羁旅法国期间，他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而当时《孙子兵法》在法国已出版了35年之久，他看过该书或听人说起过该书的思想观点恐怕不是什么难事。从《战争论》的某些观点看，这种揣测也不能全说是虚妄之谈。《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直言批评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思想。在这里，克氏的批评简直像是针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而来的，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克氏确实对孙子兵法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并从他“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的核心观点出发，表明他完全不同的思想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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