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一系列校园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犯罪原因的分析和问责。
福建南平事件庭审时，凶手郑民生声称他的行为是想报复前女友，但这并不合乎常理;广西北海市合浦凶杀案件的凶手则被当地认定有精神病;最新的陕西汉中市南郑县凶杀案件中，警方通报也指称凶手吴焕明思想极度焦虑、担忧，内心恐慌。
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向本刊记者表示，尽管目前的信息还不完整，但这几个行凶者存在心理问题或者精神心理障碍，“可能性很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类行凶者可用反社会人格障碍来解释。比如南平血案中的郑民生，有心理学家分析其社会适应不良(与领导同事同学哥哥关系都不好)、行为无计划性(轻率辞职、杀人无预兆等)、自我认知存在问题、易迁怒于人(比如将辞职说成领导诱使)、缺少羞愧感(杀人后无悔意)等，这都是其制造血案的个体原因。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我认同行凶者的主观因素，是这类惨案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于建嵘说。
需要探讨的是，这些人的内心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障碍”?又是什么原因，使其一步步地踏入万劫不复之地?
转型期焦虑症
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政策失误固是事实，自我期望过高、价值观定位不当造成的失衡，则更值得警惕
2009年，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费立鹏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巨大的论文。按照他和同事的调查，中国有1.73亿成人正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类疾病。这一数字，相当于之前中国官方公布数据的10倍以上。
这一数字的准确性还有争议，但几乎本刊记者采访过的专家都承认，目前国人的心理问题，远比以往要多。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罕见。但这种“快”本身，也同样是对人心的一种考验。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丛中，在和患者的接触中，看到了一些人压力之下的无助感与绝望感，“有人称之为‘2012情绪’，就像世界末日快来临一样。”
一个与校园袭击事件联系更密切的概念，是“挫折”。按照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的看法，郑民生受到社会的歧视，工作没有了，女友分手了，周围的人也瞧不起他。这都是挫折。
而在广东湛江雷州第一小学凶杀案中，陈康炳则因患病而离开工作岗位，医药费用负担沉重。根据心理学的一个经典理论，当一个人遭受挫折、期望没有被达成时，便容易导致攻击行为。
在快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下，“挫折”越来越频繁地冲击普通公众。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政策失误固然是原因，自我期望过高、价值观定位不当造成的失衡，则更值得警惕。
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指出，如果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无法完成，就会产生挫折感和心理冲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刘津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把欲望定得太高，却又达不到，便容易出现问题。
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定位也是身不由己。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蓓看来，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身边的人，甚至整个社会，都会对某种角色提出要求，从乖孩子，到好学生，到成功的事业，到完美的身材，到有房有车、财富名声。一旦我们把这些要求内化到自己的内心，它们就变成了对自己的要求，并带来心理压力。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对“失败”并不宽容。弱肉强食成为主流价值观。每一个人既是这种社会氛围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感到被 “抛弃”了的郑民生，没有想着通过努力再找一个女朋友，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失败，并最终选择了报复。
这些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孩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下称红枫中心)心理咨询师王玲告诉本刊记者，有些父母感觉到压力，然后就把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往往并不顾及其精神需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