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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在衡营村，“砖窑厂”或“黑砖窑”已经成了敏感词。每次提起，被采访对象的声音立马低了下去，脸上表情也很不自然。如果话题聊到山西“黑砖窑”事件，多数村民更是显得讳莫如深。
据了解，衡营人与砖窑厂发生联系，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文化水平低、缺乏劳动技能，当时村民外出务工时首选砖窑厂。挣了钱以后，一些人从给砖窑厂打工转为承包砖窑厂。
“为了赚钱，一些人强迫用工不给工资，还有的专门去贩人，弄个人过去就能赚一两百元的劳务费。最后很多人参与，形成了一条龙的链条。”衡如奇说，“到了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爆发，狠打击了一回，村里抓了20多人，一个判了无期，还有几个判了10多年，剩下都是判了三五年的。”
47岁的欧建国也是当时被抓的村民之一，最终因强迫劳动罪获刑3年，并于2010年6月18日刑满出狱，现在县城开出租谋生。
回忆起当年村里承包砖窑厂的“盛况”，他说：“郑州、西安、山西都有村里的人。有钱的话就干大包，就是把机器、窑厂全部承包下来经营，没钱的就干中介，专业负责找人。我打工的窑厂在运城地区，当时给窑主从外地带了3个人过去，正好赶上打击‘黑砖窑’，就出事了。”
据了解，山西“黑砖窑”事件后，依托砖窑厂挣钱的衡营人虽然大为减少，但并未完全绝迹。截至目前，仍有部分村民在外承包砖厂。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窑主的家人均拒绝接受采访。
三名少年“奴工”的惊魂44天
“当时我们身上没钱了，就想找个地方吃顿饱饭，睡上一觉，实在没想那么多，谁知道还会遇到这样的事。”13岁的翁小嘉坐在记者面前，说起近3个月前的那场惊魂遭遇，脸上仍然稚气未脱。
三名不谙世事的少年，在“负气逃学”的过程中，不幸被郑州火车站附近的“黑中介”贩卖至外省“黑作坊”。监禁、恐吓、鞭打、长时间做工———在经历了44天的地下苦工生活之后，三少年终获解救。
“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被卖了”
6月6日，在河南省登封市一家武校寄宿上学的翁小嘉从学校偷跑出来，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学：14岁的刘绍和15岁的孔强。17日，在将卖手机的钱花完以后，游荡至郑州火车站的三少年此时已经身无分文。
“我们当时坐在火车站广场附近的邮政大楼下面，想着晚上睡哪？吃什么？”翁小嘉说。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有六七拨人过来搭讪“有男有女，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问我们要不要找工作。”晚上11点左右，一位中年妇女过来，再次询问三人“干不干保安？”
就这样，带着能吃顿饱饭、有个地方住的想法，三少年上了这位中年妇女及其同伴的摩的，在大街小巷穿行了10分钟之后，来到了一家“保安公司”。
第二天一早，三人分别被“保安公司”的人带过去量身高，“刚开始他们说太小了，不能去北京做保安，后来说可以去杭州做足疗员，最后定下来说去河北做皮包。”
6月18日晚上10点半左右，两名工作人员带着包括三少年在内的15人，在郑州站上车。19日早上将近6点，三少年在河北保定站下车，余下的人继续前往北京。
“在站台上，当着我们的面，来接站的人给了‘保安公司’的人一个白信封，还露出一沓钱，信封上好像写着5000多的数字。”翁小嘉说，“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被卖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惊险的地下苦工之旅
“打点钱来吧，打钱来我就能回家，打多点，2个人2000元，快点……我在河北打苦工……翁还没有死，刘绍不知道去哪里了，好像死了，下了。”
7月21日，接到了这样一条转自Q Q的手机短信后，在深圳做理发生意的刘冬生“心一下子揪得很紧”，随后两天两夜难以合眼。
37岁的刘冬生是刘绍的父亲，自从17日和儿子失去联系后，三个孩子的家长开始往返于学校、派出所、教育局。上述短信是孔强利用上网间隙偷偷发给远在浙江的家人的，这也是三少年在失踪一个多月后第一次有了音讯。
直到被解救出来后，刘绍等人才知道身处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区泗庄镇。公开资料显示，泗庄镇位于高碑店市区东南25公里，该镇的主导产业是箱包加工及原材料制造业等。全镇共有箱包加工户1400余户，从业7000多人。
“刚开始是一家书包作坊，有七八台缝纫机，只有我们三个工人。”刘绍说，“老板在训话时直接说‘买你们花了不少钱，要听话、好好干活，不然就卖到大厂去，一年出不来一次。’”
几天后，三人在一次失败的逃跑中被抓了回来。在饱受拳脚后，当天晚上蒙着头被一辆车拉到了另外一家书包厂。这里戒备森严，大门、窗户和树上都安装有监控和警报器。10多名工人，每天从早上6点半忙到夜里12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做活。
“这家老板比第一个凶多了，拿着刀训话，警告不准逃跑，亮着灯的电棍在我们头上一闪一闪。”刘绍说，“后来才知道，我们三个是以4500元的价格卖过来的。”
有一次，刘绍因为弄错了书包的数量，被老板用橡皮带全身上下猛抽了一顿“在一楼打的，二楼的人都能听得到。打完了什么话也没说，直接让我干活，一点都没耽搁。”
直到一天晚上，喝多了酒的老板忘记开警报器，三人乘机逃跑。然而不幸的是，在搭乘一辆公交车的时候却又被司机再次倒卖。随后，三人被分到了两家作坊。7月29日晚，刘绍借用工友的手机偷偷给父亲通了一次电话；30日晚，在家人和警方的斡旋下，三少年获救回到郑州。
“儿子瘦了10多斤，头发很长，好长时间没洗澡，身上的衣服都臭了。如果是在大街上对面走过来，我绝对认不出来。”谈起刘绍初被解救时的模样，刘冬生禁不住眼含泪水。
嫌疑人被“取保候审”令家长不解
在郑州市公安局南关街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记者要求采访此前被抓获的“黑中介”嫌疑人时，意外地获知对方已经“取保候审”。
侦办大队教导员陈力介绍，8月2日当天，接到3名少年及其家长的报警后，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行动，最终证实“这是一家没有手续的职业中介机构”。但由于案件涉及到河北省，且一时难以找到充分证据，按照规定，24小时之内必须放人，“目前嫌疑人仍在监视范围，警方将对案件进一步追踪调查。”
得知嫌疑人被“取保候审”的消息，刘冬生对警方的做法大为不解：“虽然我们的孩子救出来了，但是类似遭遇的孩子应该还会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真是搞不懂。”
根据刘绍和翁小嘉的介绍，在上述三家作坊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虐待工人现象，有的还出现了人身伤害事件。其中在第二家，一名19岁的江苏青年因为逃跑未遂，被打断了双手。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但是阴影仍未完全散去：为了寻找三少年，三个家庭一共花费1 .6万余元。在得知儿子失踪、获救时，翁小嘉的父亲先后两次心脏病发作。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躺在床上就会想以前的事，能活着出来真是运气，后怕！”翁小嘉说。
刘绍获救后，刘冬生第一时间给他办了退学手续。“经历这么大的事情，孩子需要一段时间来疗伤，除了要去做常规的身体检查外，我还想带他看看心理医生，有些伤害不是肉眼能看到的。”
刘冬生最后表示，希望事件曝光后，能引起各方重视，“最重要的，是警方要切实地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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