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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首谈故宫失窃案细节：嫌犯爬墙借大树逃脱
北京故宫因盗窃案成为舆论焦点
故宫失窃案犯罪嫌疑人石柏魁5月31日被批准逮捕。6月1日，作为该案承办检察官，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侦查监督处处长张军就相关焦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张军表示，石柏魁一案社会影响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十分慎重，通过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证据进行审查，听取石柏魁本人对整个案件的供述，实地查看案发地等工作，认为有证据证明石柏魁涉嫌盗窃罪，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细节一】石柏魁作案心路历程
张军介绍，石柏魁小学没毕业，念到三年级就辍学了。来北京打工期间，曾在上网时点击了有关故宫介绍的链接，产生了前往故宫参观的兴趣。
据石柏魁交代，第一次进入故宫，参观了位于中心轴的三大殿和故宫西侧的宫殿，认为很有意义，但对未能参观东侧的宫殿，尤其是珍宝馆等需另购门票的宫殿，觉得有些遗憾。在这个时候，自己还没有产生贪念。
此次案发前，石柏魁已经打算离开北京回老家。石柏魁交代，回家之前，他计划再次参观故宫，去看一看故宫东侧的宫殿。这一次，他来到了斋宫诚肃殿，恰值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此布展。在听导游说展厅的展品很值钱时，就产生了偷出展品变卖的想法。
【细节二】如何从10米高外墙跳下逃跑
石柏魁一案发生后，北京警方曾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石柏魁作案的具体经过。其中，石柏魁从故宫外墙跳下逃跑的细节引起社会关注，很多网友十分关心石柏魁是如何从故宫10米高的外墙跳下并成功逃走的。
张军告诉记者，经过检方审查，警方移送的证据材料事实基本清楚。
经过实地勘测，张军就“10米高墙跳下”作了更加详细的介绍：石柏魁并非从墙上直接跳下，而是借用了墙外一棵高大的松柏树，这棵树距离故宫外墙约二三米。石柏魁交代，爬上故宫外墙时，故宫已经出动工作人员追查自己，由于内心慌张，急于逃跑，在看到松柏树时，就往树上“飞身跃下”。张军介绍，由于石柏魁个子小，经过松柏树的缓冲，最后落地时只在胸部、腿部等处受到了擦伤，并无大碍，“讯问时查看了他的伤口，已经愈合”。
【细节三】如何躲过正面接触的夜巡人员
警方披露，石柏魁在作案后，逃出故宫前，曾被故宫夜巡人员发现。在正面接触中，石柏魁是怎样从故宫工作人员眼皮子底下溜走的?
张军介绍说，石柏魁自述在离开展厅后，内心紧张，逃跑时并没有明确的路线，看到故宫西侧有灯光，就朝东侧方向逃跑。期间，石柏魁碰上了故宫夜巡人员。当夜巡人员上前询问时，石柏魁谎称自己是游客，因为迷路了滞留在故宫。趁工作人员回值班室向上级报告时，石柏魁钻进了故宫的一片竹林，穿过竹林从夜巡人员的视线中消失。
【细节四】石柏魁对犯罪事实是否承认
据张军介绍，通过讯问，石柏魁对犯罪事实基本认可，包括对犯意提起、如何盗取、如何逃跑、如何处理展品等犯罪情节都基本承认。
当记者问到石柏魁是否具有量刑从宽的情节时，张军回答说，石柏魁没有直接的自首情节，“还要看他下一步的态度”。张军说，案发后至今，石柏魁的悔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配合公安机关起获赃物，真诚接受检方思想教育等。
据记者了解，在公安机关报捕前，石柏魁的哥哥已将石柏魁一案委托给一家律所，石柏魁的律师此前已在公安机关的安排下和石柏魁见过一面。
针对外界对故宫安防的担忧，张军告诉记者，在办案过程中，检方不会仅仅就案办案，还要着重协助故宫博物院查找在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并采取相应措施。（徐盈雁 尔宣）
一边是故宫的戒备森严，一边是“大盗”的能进能出
“防”与“盗”的博弈
5月31日，“故宫大盗”石柏魁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近一个月来，因石柏魁故宫行窃而起的震波，扩散深远。想像中应该戒备森严的故宫博物院，却被单枪匹马的石柏魁毫无科技含量地取走了9件展品。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认为，故宫失窃，无疑是，背后所隐藏的事关博物馆安全的深层次问题，更令人担忧——我们无法确认，在这场博弈中，博物馆胜算几何?
故宫博物院在此之前曾先后失窃过5次
5月8日晚，石柏魁究竟是怎样在故宫中得手的?5月17日下午，北京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石柏魁一案的侦破情况。就在5月11日，距离案发后58小时，石柏魁被警方抓获。
警方介绍，5月8日上午，石柏魁未购票混入故宫，并进入斋宫诚肃殿的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展厅，趁降雨躲在展厅与西配房的夹道直至天黑。当晚8时许，他关闭诚肃殿西配房内供电系统总闸，踹碎展厅北墙玻璃进入展厅，踹碎内部装饰墙来到展厅西侧展柜，打碎展柜顶部玻璃，盗走9件藏品。随后，他从诚肃殿上房，攀爬上故宫内墙逃跑。逃跑时，石柏魁曾被故宫夜巡人员发现。趁夜巡人员向上级汇报时，他通过一间房屋的铁质护栏，爬上故宫外墙，跳墙逃跑。
5月9日凌晨，石柏魁逃离故宫。最初到手的9件展品，也在逃跑中丢失了5件。当天上午，石柏魁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收购金银玉件的门店销赃。因门店老板认为是假货，石柏魁最终将随身携带的4件展品丢弃在中关村附近。
5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石柏魁涉嫌盗窃罪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请批准逮捕。5月31日，检方正式批准逮捕石柏魁。
石柏魁终究落入法网，而被他盗走的9件展品，至今还有3件下落不明。令人痛心的是，因博物院(馆)失窃而下落不明的文物，远不止石柏魁这3件。资料显示，自建国以来，我国博物院(馆)失窃案不在少数。
单是故宫博物院，在石柏魁之前，就曾先后失窃过5次。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透露，自2009年以来，我国博物馆安全案件出现反弹趋势，内蒙古博物院、广东省乐昌县博物馆、山西省临猗县博物馆、临汾市丁村民俗博物馆、湖北省黄冈市博物馆、江苏省如皋市博物馆等6家博物馆先后发生了馆藏文物丢失、失窃、被劫等恶性案件。
博物馆“三道防线”不亚于银行
面对馆藏文物的不时失窃，人们不禁要问，博物馆的安防是怎么设置的，它做到位了么?
中国博物馆学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告诉记者，博物馆的安防设计，一般有技防、人防和物防三道关卡。
“技防要求更高”。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陆建松就技防向记者进行了具体介绍。他说，一般情况下，技防至少也要设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周界防线，通常以围墙将博物馆与外界隔离，“入侵者一旦闯进院子，设置在此的红外线探测器就会报警”;第二道防线设在文物所在地的展厅、库房等地，“这里同样设有红外线报警系统”;第三道防线就是展柜，“重要文物这里往往采取多重技防手段”，如红外报警、玻璃粉碎报警、失重报警、微波报警等。当然，在这三道防线中，摄像头更是必不可少的防范武器。
陆建松介绍，技防不仅要对文物进行单点设防，还要对整个博物馆进行整体设防。整体设防中，会设置一个监控中心，由计算机控制，设置在馆内各处的单点技防，都被连接到中心。如此，馆内一旦有任何动静，中心就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同时会保存发生的具体异常情况。陆建松表示，博物馆现有的技防技术，“不亚于银行”。
人防方面，顾名思义，就是采取安防人员巡逻，除按规定进行巡逻外，如在规定时间、按规定线路、以规定人员按时巡逻外，也包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额外的随机巡逻。
物防主要是对文物存放环境的要求，如在建筑上，要考虑围墙该砌多厚，窗户该砌多高等，“确保窗、门、柜不被轻易打开”。
陆建松表示，从理论上而言，现有的安防技术，适用性高，不落后。
回到故宫。让我们来看看故宫的安防设置是怎么做的。
资料显示，故宫博物院除了一般博物馆应有的技防、人防、物防外，还增设了犬防:在技防方面，故宫在一级风险地点装有最先进的设备和至少三种复核手段;在人防方面，靠的是人海战术;在物防方面，故宫安装了大量的铁栅栏、铁窗、防爆玻璃和铁柜，并进行了加封加固或更新;在犬防方面，故宫的犬队担负着闭馆清查、施工工地夜间蹲守和突发事件安防等任务。另一组数据还显示，故宫每天闭馆后，还有至少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在运行。
对比后不难发现，按照陆建松的介绍，故宫博物院的安防技术并没有明显漏洞，但石柏魁还是成功盗走了展品，这说明故宫存在的安全漏洞——并非技术上的问题。
博物馆失窃，很多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
“太荒唐了!”采访中，陆建松一开始就对故宫失窃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陆建松看来，安全是博物馆的头等大事，也是博物馆的一个底线问题:文物不可再生，一旦失去就不可能重新拥有;哪怕是离开博物馆，离开特有的环境，也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坏。
陆建松说，正因如此，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早在1992年就联合下发了《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把全国各文博单位分成三级风险单位，不同级别的风险单位实行相应的安防标准。
记者发现，在2000年，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再次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的通知》，要求当时“仍有22家第一批一级风险单位及大部分省市的二、三级风险单位未把落实《风险等级》达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的风险单位抓好落实工作。
“博物馆安全，国家政策是不缺失的。”陆建松说，眼下博物馆不时失窃，主要原因之一，是管理问题，“很多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
陆建松记得，辽宁沈阳曾发生一起馆藏文物被盗事件，盗贼作案时，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却聚集在一起正看着足球比赛。而石柏魁在故宫切断供电总闸时，故宫安防系统曾提示“区域故障”，值守人员却认为是雨天导致线路故障，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实地检查。
陆建松还向记者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故宫上下2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多数为经营人员，“真正的业务干部很少”。
陆建松表示，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馆长等有着明确的专业资格任职要求，但各地的实际任职情况不是很理想。“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人都把心思放在了经营上。”
故宫失窃后，有人认为，国家应加大对博物馆安防经费的投入。陆建松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了非免费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陆建松告诉记者，早在1999年，他在四川乐山大佛寺考察，寺内工作人员请陆建松向上头反映，能否申请一笔资金，用于山上的安防。“我记得当时乐山大佛的门票是50元，面额不小。”当陆建松问旅游收入的资金是否能满足安防需求时，对方回答说这些收入都上缴财政了。
“我国文物法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事业性收入，只能用于文物保护。但在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文物保护单位当成了摇钱树。”陆建松说。
记者查询到，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采访最后，带着无奈的口吻，陆建松说道：“文物安全，不仅仅是安防问题，还有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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