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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你说生死是一个很沉重、很大的一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生的权利我选择不了，但是我可能拥有死的权利，比如说冯翔是不是有权利选择去死？
白岩松：
我首先非常非常地同情，然后悲伤，我都很难解释，今天上午当我捧着报纸，看他写给儿子博客的时候，自己的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我觉得你我做父母的都会有这种感触，他写他儿子，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是一个尘埃，但是对于我来说，你是整个世界。”你就能想到，永远这个伤痛不去剔掉。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我即使这么悲伤，如此的同情，并且觉得冯翔太难了，但是还想对现实生活中还活着的类似冯翔这样的人说上几句，当你因为失去自己的儿子感到如此痛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是否也要背负一种责任，不能把这种痛苦再交还给你的父母，因为你想想，冯翔，你失去了儿子很痛苦，可你还是儿子，当你走了的时候，你的父母如何承担这样的悲伤呢？我觉得生活中的任何人有的时候活着就是要承担责任，有一句话曾经深深地震动过我，看似幽默，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连活着都不怕，我还怕死吗？”其实生活中很多不如意我们就是要面对它，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背负责任，我们才没有那么轻易的去选择，我干脆解脱了罢了。
透过冯翔在临终前的一些只言片语看，他并不特别地难过，他觉得有一种解脱，你看他最后留下的字语是永恒了，而且还用文字的语调，依然具有一种文学家的气质，假如，而且当给他哥哥写的像遗书一样的东西里面还谈到了他的儿子，我将跟你永远在一起，你能看到在这种文字里面有一种快乐，甚至是一种渴望，所以从这个角度，对他自己来说也许是解脱，但是我们接着要想他的父母呢，他的妻子呢，那天他的妻子恰恰因为加班没有在，于是我也看到了今天他妻子接受采访说，我如果在，他也许不会走，你想想，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他妻子将如何面对，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谴责冯翔，而是提醒还活着的，存在潜在可能的“冯翔们”，我们要承担责任，我们要为了亲人承担责任活下去。
主持人：
到现在为止，在北川已经先后有两名年轻的干部选择自杀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面对他们的痛苦，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解说：
这是冯翔去年10月5日留下的一篇博客，名字叫“悼念董玉飞兄暨感叹人生无常及生命的无奈”，他在文中写道，“虽然他故去了，但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男人。
既然在思念亲人的痛苦中活着，还不如远去天国，找到自己的爱子，照顾他，爱护他。”
冯翔提到的他是原北川县农工办主任董玉飞，在“5.12”地震后的第五个月，2008年10月3日，董玉飞自杀身亡，是震后首例自杀的北川干部，而半年后，冯翔选择了和冯翔同样的道路——自杀。
事实上，冯翔的遭遇和董玉飞十分相似，经历地震解难，遭受丧子之痛，临危上任，工作压力大，而类似的遭遇在灾区干部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灾区重建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地震给灾区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越来越隐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地震半年后将进入心理问题高发期，而在一年之内都是危险期，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事实上，冯翔生前曾参加过灾后重建干部主题培训，那么为什么专业的心理培训没有阻挡冯翔轻生的道路呢？
《中国青年报》曾用“哄地来了，倏地走了”来描述灾区心理援助者的状态，称心理志愿者激情退去的速度快的和他们来时一样，很多心理援助者并非专业人士，到灾区时间短，工作多有象征意味。地震灾区甚至曾经有人说，“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根据心理学家邓明义统计的数据，整个地震灾区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比例在3%到5%之间，人数在36万到60万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每十个受创伤者应配备一名心理师，每十名心理师应配备一名心理督导，而目前在四川做心理援助的只有中科院心理所、中国红十字会、阳光关爱中心等为数不多的组织，如此算来，灾区心理师缺口巨大。
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其中包括“灾后心理援助专题网站”、“灾后心理重建援助”等专业网站，我们打开部分网站，发现更新的时间大多停留在2008年。事实上，心理援助组织面临着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中科院心理所去年6月份时曾打算在灾区建立十个心理援助站，然而由于资金等限制，最后落成的站点缩减为七个站。而目前，由于经费不足，每个站点每月只有一万元资金维持运转，此外，心理援助队伍缺少统一管理，缺乏长期系统的干预规划，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灾后心理重建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两到三年调查一次，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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