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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投资现代意义上的西药制药业，这一方面是基于爱国理念，同时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精于市场的项松茂先后收购了德商在上海的固本肥皂厂和亚林制药厂，奠定了五洲新发展的基石。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项松茂在五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制度——产权明晰，管理严格、制度完善。在董事会、总经理之下，有店务、厂务、店厂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又按生产、营业、财务、管理四个系统设置层级部门。1928年拨出资金50万元另组银产公司(类似今天集团公司里的投资部门)附设于公司内，收支独立，自负盈亏。公司资本总额再增至150万元，职工由最初的30余人逐年递增至400余人。
随着五洲业务的发展，项松茂又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等13个企业单位投资附股，兼任它们的董事，以取得国产原料如硫酸、松脂、除虫菊等的低价供应，又以自产的甘油、硝酸、盐酸等原料销给大丰等家使用，密切了交换协作关系，降低了生产成本。
项松茂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在西药上开始不再单纯依靠进口。五洲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特别是开始自制牛痘疫苗、醚精、硫酸低铁、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项又特约林德兴工厂仿制德国“蛇牌”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成为我国外科手术器械制造的鼻祖。
1931年，项与邬志豪共同发起筹组宁波实业银行，以进一步与金融资本结合。项还与高恩洪联合组织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出任经理兼董事。五洲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亦达55万余元。
至此，五洲药房已基本成为具有现代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项松茂在社会上的地位，由于五洲的影响日益扩大而提高。
打败联合利华的华商巨头
药品和肥皂是项松茂商业帝国的两大支柱，从药品制造业进军到肥皂业，就当时的市场环境来看，不得不让人佩服项松茂的眼光。
项松茂接受固本肥皂厂时，该厂已经多年亏损。股东们质疑他的判断，为什么要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
对这样的质疑，项松茂事先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固本厂设备先进，厂房优良，以当时售价来看相当低廉；现代西药和肥皂工业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锅炉等，一体化节省了双方成本；最重要的是固本亏损的原因是销售出现问题，而五洲大药房的各个分店具有销售终端的优势。
肥皂是西方来的洋玩意，被老百姓称为“洋皂”，当时上海滩的肥皂市场已被英商祥茂肥皂垄断（联合利华公司前身）。
在这场商战中，项松茂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不但亲自出马考察，甚至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乔装工人去当临时工，历时9个月，掌握了对方制造工艺和流程的底细。随后固本做出了针对性的改进：英商的肥皂水分含量高，项松茂就提高总脂肪酸含量，让肥皂更耐用。
销售固本肥皂时，店铺都把固本和祥茂的肥皂分别放在一碗清水里，开始两块没有什么区别，时间一长，固本的还是相当坚固，而祥茂肥皂已经是软塌塌了。于是固本先在质量上有了口碑。
固本的来势汹汹让祥茂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财大气粗的祥茂马上开始了低价倾销策略，试图把新生儿固本挤出市场。
尽管如此，1924年时，固本依然没有改变亏本的命运，面对外商倾销政策，项松茂选择了硬抗到底，甚至不惜出台“以血（人造血）补皂”政策。
第二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抵制洋货成了爱国的表现。项松茂和固本抓住这个机会，加紧推销，借助反帝和罢工的浪潮，终于将洋皂赶出了上海市场，成就了“肥皂大王”的称号。
80多年后，联合利华又重新将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力士”香皂又重新杀回了上海滩，成为新的畅销产品，而固本，更多时候成为老上海人追忆的信物了。
大写的中国人
和那个时代的工商业者一样，项松茂也颇为重视教育业，多次为中小学捐资助学，成立松茂小学，供工厂子弟读书。他还资助有前途的技术人员深造。建国后首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张辅忠先生赴柏林大学深造时，项松茂就大力支持。
他对于他的家眷和子女的要求就很严格。尽管他搞了那么大的实业，还是要求家里的女眷会做女工，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家政、家务活，不允许她们养尊处优，坐享其成。家庭开支有专门账本。他把家庭开支跟公司开支分开记，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家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每顿只有一个荤菜，有了鱼，就没有肉。甚至一条鱼还要吃两顿，上顿没吃完，下顿接着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项松茂在厂内成立了一营的义勇军，还自认营长，并请军事教官加以训练。
第二年，淞沪抗战打响，他积极组织生产军用药品。五洲大药房二分店毗连战场，日军从店中查出义勇军的军服，将留守的11名员工全部劫走。
身为总经理的项松茂先生大义凛然，不顾危险亲赴敌营要人，却被日军逮捕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他拒绝与倭寇合作，最终和11名员工一起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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