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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精神
其实,全世界的医学专家已通过大量研究,注意到贫穷与疾病之间的必然关系。这即意味着,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发病率越高。农村发病率明显高于城市。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都是贫穷病,因病致贫、贫病相连是落后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通过一份2008年二林、二房村的基本情况材料便可发现,两村目前共有房屋39座,其中泥砖屋25座,茅草屋10座,人均收入1250元。不少村民仍以小农式甘蔗、木薯种植为生。近年有人外出打工,但家里有病人者则很难外出。村民收入不高,营养状况堪忧,抗病能力自然较弱。有村民向记者反映:“哪能经常吃到肉?大多以番薯稀饭为食,大米饭都很珍贵。即使有大米,也是做白粥喝,把肚子填饱就可以。”
贫穷家庭难以顾及基本卫生,南方海边的茅草房,又湿又闷,极易滋生细菌,令食品变质发霉。在林南带老人的土坯房内,残旧木制家具上散落着厚厚灰尘,母鸡在屋内屋外旁若无人地乱窜。而环视全村,落叶遍地,季节性果实虽腐烂也无人清扫；老黄牛拴在木桩上,粪便满地。天气一热,猖狂的蚊子就成群结队,在村内耀武扬威。
村民的医疗硬件、保健手段也极其有限,受教育程度不高,保健意识也极其薄弱。没有哪个村民会在平时参加任何体检,怀孕了也没有产检。鹤塘村委会有个卫生医疗站,但条件简陋,仅能看一些小病。问题是,贫穷的村民也基本不会因为小病光顾这里,而是能忍就忍。像感冒,村民仍沿用祖传的“用草药熬凉水”的做法解决。
“现在看病至少得收10块钱,打个针得30多块,哪个人看得起啊?”相对富裕的林华廷尚且如此感慨。
如此,小病不看,一旦闹大前往医院,往往错过了最佳医治时机,酿成大病。2005年,林农即已开始消瘦,哥哥林成曾劝他早日检查,但直到2007年,林农才到医院检查,结果一下子变成肝癌。
越病越穷,越穷越病,这是一个相互纠结的恶性循环。同一个村委会内,与二林村仅有一路之隔的西坡村和熬家塘村,高楼林立,村民更为富裕,反差立现。虽然建村时间不及二林村那般长,但西坡村现有300多人,熬家塘村现有800多人。
二林、二房村人口减少的原因还在于婚姻。因为穷,两村男青年找对象并不容易,这直接影响到出生率。
“肝癌不会传染,但它大多由乙肝、丙肝发展而来,乙肝、丙肝都会传染。食用了带黄曲霉素的食物也会引起肝癌,海边居民多发肝癌,因此具体生活方式对健康很重要。至于中风,不是传染病,但是存在于遗传性体质。”崔书中初步分析。
直接原因肯定没有那么神秘可怕,要是能做一次健康普查,真相也许很快会水落石出。
病因未明之前,重建新村是最可靠的途径,目前有关计划正在进行中……
既然疾病肯定与生活条件有关,那么退一步来讲,在直接病因没有查清之前,搬迁村庄、来次脱胎换骨的重建也许是最可靠、最有效的避险方法。并且,二林、二房村因户数不多,土地宽裕,在技术层面也不是什么难题。
但难题卡在资金上。
据林华廷反映,1992年,村民陆续向村、镇反映重建新村的问题,计划在二林村西面约500米的土地上建设新村。廉江市国土局、社教工作队等一批人曾来到二林村协调具体搬迁情况,“开了两天会。”但最后搬迁计划搁置,原因仍是二林村没有一户村民有能力盖得起房屋。
2002年,在莫卫的反映下,当时的安铺镇委书记宋广注意到了二林村、二房村。当年,两村人口总数100多,患肝腹水3人,中风2人,精神病3人；41户村民中,有11户是五保户。
宋广书记考察了一天,“实在看不下去,最后决定扶持两村搬出原地。”而不巧的是,数月后,宋书记就被调离安铺,搬迁计划又不了了之。
在当地政府做出多次搬迁努力的同时,村民们开始自谋出路,开始无序迁移。
2008年的4月初,省、湛江市、廉江市扶贫办联合革命老区促进会一同来到二林村调研,表态要对该村的搬迁给予经济支持,莫卫主任曾被告知“每户村民可获得7000元到1万元左右的搬迁补助”。
去年4月9日,安铺镇政府向廉江市扶贫办递交“关于要求拨款搬迁西坡(二林)村的请示”,规划搬迁到村西0.5公里的地方建新村。
安铺镇原人大副主席陈南富说:“搬迁共需资金165万元,村民自筹资金65万,尚欠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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