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了他们‘磨嘴皮’当”
张志祥说，女儿四次服用的三精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分别购买于上海、忻州、榆次、太原四个城市，每次服用后都会出现腹泻。
他收集到的案例中，严重病例约占总病例的1/10。严重病例腹泻难以控制，病程长达20多天，体重骤减，体质变差，严重影响了儿童的消化系统及生长发育。2001年法院开庭审理时，他女儿的体重比正常体重18公斤竟然少5公斤。
但三精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的说明书上，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及禁忌，药厂对消费者出现腹泻不愿意承担责任，亦不愿意调查腹泻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管理法》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第37条、第14条规定：药品包装必须按照规定贴有标签并附说明书。标签或说明书上必须注明药品的品名、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产品批号、主要成分、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药品生产企业一经发现可疑不良反应，需进行详细的记录、调查，并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表格上报。
2000年10月27日，张志祥以哈药三厂不问不访受害儿童、不调查登记不良反应病例、故意违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等行为，向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查处被告违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的行为，判决被告停止违法广告的播放，赔偿原告1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并向原告当庭道歉等。
但结果“很令人失望”，黄浦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张的所有诉讼请求。
2000年11月15日，针对药监局不查处哈药三厂、不履行监测不良反应的法定职责、蔑视自己小孩及众多儿童健康权、不对该药履行再评价等不作为行为，张志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药监局提起行政诉讼。
五天后，北京市一中院以“原告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依照《行政诉讼法》第41条，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
2000年11月29日，张的行政诉讼案上诉到北京市高院，请求二审法庭查清楚原审法院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1条的哪一项裁定的？同时，请求二审法庭改判、进行实体审理。
二审法院于2001年5月10日作出维持一审裁定的终审裁定(2001高行终字第9号)，二审法院同样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1条，而且同样没有注明不符合第41条的哪一项，裁定书中亦没有提到是哪一项。
张志祥说，上述几个官司输得“不明不白”的，国准字号的药，说明书中没有标示任何不良反应，三精公司没有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法规”对病例进行法定的调查、登记和上报，长期违反药品法规的事实很明显，怎么就会输掉呢？
2000年末，当对三精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的检测结果出来后，张志祥又开始向各级主管部门投诉哈药产品“致泻”，但“厂家和主管部门不认可”，投诉结果一直不“理想”。呼吁、投诉、诉讼均四处碰壁，反而激发了张志祥不讨个说法绝不罢休的决心。
张志祥说，几年来的诉讼和自己通过互联网控诉，哈药和主管部门总是在“很微妙”的时机找他谈判，不让他上告。
2007年7月，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后，8月，三精公司便派人来山西忻州找张志祥商谈。商谈开始时，三精公司明确表态，愿以抚慰金形式全部补偿张志祥的损失，包括药监局和法院给他形成的损失。但是拖到“郑案”风头过后，他们根本不想兑现商谈开始说过的话。
2007年10月中旬，三精公司经药监局“协调”，提出给付他抚慰金的数额相当于他全部损失的30%，以此交换他对药监局、三精公司、北京两级法院和上海两级法院的“一切控诉权”，要求他接受抚慰金以前出具“放弃一切控诉权”等内容的单方承诺书。但他不同意对方给付的金额，提出“补偿我2/3损失，可以核实一项补一项”。但药监局和三精公司认为，“抚慰金”不同于补偿款，不可能补偿2/3损失。张志祥事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上了他们的‘磨嘴皮’当，用了一年多时间，谈了拖，拖了谈，度过了‘郑案’的非常时期。”
2008年9月11日，媒体曝光了三鹿事件。9月25日，国家药监局指令忻州市忻府区药监分局介入事件调查。分局局长带领三位执法监督人员入户下访，调查、登记和上报病例，但具体的不良反应报告单位空缺。
对此，张志祥说：“未登记和已登记的受害儿童家长都有意见，向药监局提出质疑：应由三精公司实施病例调查、登记，依照法规，三精公司始终无权逃避调查、登记职责，怎么把职责转移给药监局。三精公司对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拖延了九年，是严重违法的，药监局如何追究三精公司的拖延责任问题？”
当然，张志祥及几位受害儿童家长没有得到答复，不管是来自药监局的，还是三精公司方面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