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毒症患者组建透析互助家庭”事件让人心酸

　　一群来自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黑龙江、吉林……的尿毒症患者，在京郊的通州区白庙村的一个院落，组建了一个“自助透析室”。 这是一个10人组成的特殊“大家庭”。维系这个“家庭”的，是三台透析机，他们共同的“肾”。进入这个“家庭”之前，他们都签署过一份生死合同：“……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与合伙人无关，包括死亡，一切都自行负责。”他们知道，私自组建透析室是违规的。但是，在医院高昂的透析费用面前，他们选择了违规。他们说：“我们的原则就是，活着。”（见3月26日《京华时报》）

　　此事让人想起了前不久河南农村女孩冀小燕的父母、乡亲发明山寨呼吸机的新闻（见2月5日《大河报》）。两个新闻，都是贫困、农村患者无法承担巨额医疗费“铤而走险”放弃专业治疗而不得不互助的例子。

　　前不久，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发表观点：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不知道他们看到这个尿毒症患者透析互助家庭的新闻后有何感想？

　　类似的新闻一再出现在城镇困难群体和农民身上，说再多的愤怒和感慨之词都觉得无力。它反复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新医改的核心只能是让每个人看病都不再贵，都能看得起病。至于其他的类似院长负责制、基本医药制度等专业范畴的争议，普通群体是很难置喙一二的，他们的“原则就是，活着”。

　　在这个新闻里，有一个细节：一个病友已经5天没有透析了，即便互助家庭里100元的透析费也无力支付，家人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先透一次，等以后卖了房再把钱送来，互助家庭的回答是：“别说这个了，赶紧来吧。”如果是专业医疗机构，其态度很可能是：没钱就治不得病，一条路，出院吧。

　　这些年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从实践上看，大都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资源是国家的，而利益却被输送进少数群体，承担公益性职能的部门，却成了以利润为最大目的的企业，而普通百姓成了这些部门利润的最大贡献者。通州这10人组成的透析互助家庭的新闻，其实是病困而无力群体的再一声呼唤：无论医疗改革如何，如果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问题，就不能称之为成功的改革。

　　通州透析互助家庭的成员，随着各地相继推出的医保优惠政策，一些人的境遇发生了改变，他们渐渐地离开了。“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这样。”剩余成员之一说。但愿他的期待能早日实现。但愿不再有这样的新闻向我们迎面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