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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然而近几年，怪病却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从SARS、禽流感的蔓延到手足口病以及现在的甲型H1N1流感，怪病如梦魇般缠绕在人类四周，时不时地发动“突袭”。
2003年，当SARS爆发后，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宣布：从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到SARS病毒；此后，农业部和广东省联合组成的科技攻关组也宣布，从蝙蝠、猴、果子狸以及蛇等数种动物体内检测到冠状病毒。
这些野生动物真的是非典的肇事者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树义表示：能找出病毒源头固然好，但是人们应当认识到野生动物是无辜的，人类自己才是始作俑者，如果人们不去抓这些野生动物来充当食物，它们自身的疾病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就要小得多。
人类的很多疾病都来源于动物，例如被称为“世纪瘟疫”的艾滋病就是其中之一。在最初发现艾滋病时，世人众说纷纭，不知道是从哪传来的病毒。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探索，科研人员终于找出了该病毒的自然宿主，它很可能是生活在非洲的绿猴或称非洲猴。
动物性疫源疾病是近期高发的病种，目前世界上约有200多种动物传染病和150多种寄生虫病，其中至少有200种以上可以传染给人类，有些不明原因的发热、腹泻等也可能是人畜共患疾病。由此可见，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不仅是人类健康的大敌，也会造成社会性灾难。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人类通过食用野生动物油可能获得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可能传播。
城市中人感染这类疾病的一个常见情况就是由于饲养宠物的家庭增多而宠物的疫苗接种率低下。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饲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已成为一种时尚。不仅是犬、猫、鸟进入千家万户，而且以前很少见的蜥蜴、毒蛇、豚鼠等各种动物也进入了家庭。在人类和宠物亲密接触的同时，动物体内携带的致病微生物进入人体，与人类致病菌发生组合和变异的机会也相应增多。许多人畜共患疾病，如狂犬病、流行性出血热、弓形虫病、口蹄疫等都与饲养宠物有关。而由于管理不善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导致家庭宠物和家禽的疫苗接种率很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有效地避免该类病的发生。
随着人类肉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各种动物的养殖场规模越来越大，养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剧增。动物的大规模养殖，很容易发生传染病的传播；而动物群居在一起，容易引起瘟疫流行；动物的排泄物大量进入河流或四处倾泄，使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而且由于猎奇心理作祟，各种野生动物被当作美味佳肴摆上餐桌，甚至有人还大量饲养野生动物，加以繁殖，大大增加了人类被感染的机会。
除了这些以外，由于人类过度地开发自然资源，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环境被人为破坏，迫使野生动物不断变更栖息地，自然疫源地也随之发生变化。由野生动物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四处扩散，而人类往往对这些致病微生物缺乏免疫力。
另外，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达，人间交往的频繁、旅游的国际化，移民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一些已经被控制的传染病，如结核、白喉等死灰复燃，流行性出血热、鼠疫、登革热等疫情呈现上升趋势。包括近期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也是一样，近一个月时间，已经自墨西哥东部开始，突破31个国家或地区的层层警戒，辗转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四川和山东。
由于人类多年来广泛使用和滥用抗生素，使得致病微生物的耐药适应性增强，病菌、病毒的基因突变加快，各种耐药致病微生物不断出现。目前使用的多数抗生素，已对人类和动物身上携带的致病微生物不起作用了。
病毒变异是很正常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例如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发生变异，因此每年都要制造出新的疫苗进行预防接种。比如乙肝病毒，长时间使用一种抗病毒药物，病毒就会发生变异。
自然界的任何物种，包括人类本身都存在变异，变异是生物适应环境和维持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但不同物种变异速率不一，病毒是变异速率比较高的微生物。一方面病毒的复制频率很高，遗传物质很容易在复制过程中发生突变；另一方面病毒在宿主体细胞内复制繁殖，必然要遭到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称之为免疫压力），因而变异则成为逃避免疫杀伤的最好方式。因此即便我们不使用抗病毒药物，病毒也会像流感病毒一样自然地发生变异。
由此可见，病毒变异并不是可怕的事情，而是人类历史中常见的事情。当然，由于病毒的不断变异，迫使人类更需不断地探索与病原体斗争的新方法和新技术。30多年来新发现的传染病已近40种，几乎每年都至少有一种新传染病被发现，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称为“疫苗10年”，大量新型疫苗正在不断地应用于临床，仍然不能永久性地阻止病毒的出现。
由于病原体变异、人类自然环境及社会行为改变等原因，近年来全球传染病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如结核病、血吸虫病等过去被控制的“老”传染病都有上升的趋势。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全球贸易活动、远程旅行的频繁，以及气候变化等，新传染病会不断出现，未来也同样如此。”德国负责疾病监控与公众健康的权威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副所长赖因哈德•布格尔教授这样认为，一些病原体为了适应人类抗生素的攻击、环境的变化、空气的污染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异。例如1992年10月—12月，在印度的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和孟加拉国南部发生了大范围的霍乱流行，先后有20万人发病。结果检测到的霍乱弧菌是以前根本没有见到过的一种新的类型。它可能为01群霍乱弧菌0基因突变的结果。
现在的H1N1也是从以前的病毒变种而来，并有出现新变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传染病的出现主要不在于致病原发生突变，而在于环境的改变，即正是人类的活动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人们闯入新生物圈和修建道路，导致这些病毒和病菌在大量人群中迅速传播。
所以，大多数在人类中出现的“新”病毒，实际上是在其它宿主中繁衍了几个世纪的“老”病毒。如艾滋病、埃博拉、黄热病病毒最初可能寄生在猴体内；而有些病毒，如一种称之为裂谷热病毒则存在于牛、羊和蚊子中；汉坦病毒生存于啮齿类动物。这些致病原原先潜伏在森林中，很少被外界干扰，若偶尔跑到人群中，也很少有机会适应人类宿主，而在森林周围很小的人群，即使偶尔染及，也无法呈燎原之势，不久就会自然消亡。但是，一旦大量人群迁入森林，便为病毒顺利传播开辟了道路，使得那些很局限、呈特异性的病毒有机会蔓延到城市。已控制的许多传染病卷土重来。一系列新传染病相继被发现，已使人们认识到，尽管已经处于上风，但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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