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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 非典事件充分体现了信息公开制度在中国政府体制中的缺失。公民知情权不容侵犯，面对重大灾难时，传统的处置方式已经显得格外落后。
2007年1月，国务院审理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随即，各级政府与各政府部门也相继通过了配套方案。
“5•12”汶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而且媒体也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报道机会，而在同样惨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甚至都不允许记者前往报道，少数能够进入灾区的记者也都是被精挑细选的。
非典事件大大推进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但在此之后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件发生：多个地区相继发生人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疫情，但据被新华社揭露，安徽、河南等地仍有不少地方重演了“欺上瞒下”的老套路。
毋庸讳言，很多政府部门的思维仍停留在封锁消息、家丑不可外扬的阶段，在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这种落后愚蠢的思路显然无法抵挡互联网的巨大威力，只会导致社会恐慌情绪激增。
禽流感和手足口病已得以控制，危害性尚不足以和非典并提，但面对猪流感，政府官员要继续说实话。
公民社会的培育
2003年的北京春天，一场“非典大逃亡”正在这个城市上演，离开，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在这当中，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耐人寻味的是，疫情同样严重的广东并没出现类似情况。
学者许纪霖撰文指出，“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老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场所，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亡了。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
户口制度是让人们不愿意留在北京的另一个理由，面对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人的自发恐慌正是卫生防疫的挑战。
北京，因其所赐予的机遇和魅力成为中国精英和打工者向往之地，但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吸引终究不是建立信任感的良策。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大学生群体选择逃亡，已说明社会缺失一种共识，一种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健全的社会认同感。
令人难过的是，当这些逃难者离开北京时，他们面对的是外地封锁公路和厌恶的白眼。来自同胞的感情隔断让这个社会的疏离感增强。
非典之后，中国的卫生防疫制度得以健全，我们丝毫不怀疑即便猪流感传播到中国，强大有效的政府运作体制足以应对疫情蔓延。
回首6年前的那个春天，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进成为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1949之后自上而下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依然在发挥着巨大威力，尽管这种模式还残留着些许“人民战争”式的味道。
反思国家发展模式
最近的医改方案成了全民讨论的热点，而当年的SARS，正是促成此次改革的动力之一。
由此反思政府的作为，尽管我国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化等方面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各级政府依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盖更多的工厂、如何更多地增加出口、如何更多地吸引外资、以及如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忽略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忽略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既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落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
据我国卫生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尚有近1亿人口得不到必要的医疗服务，有3000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20％的农村县未达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199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左右。
6年前的SARS让中国重新检讨和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对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力度，保证社会各部门的均衡发展，消除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这，可以说是中国应对今年的猪流感，以及今后层出不穷的各类健康危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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