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心理寒冬请给我切实的帮助”

作者：来源：健康报时间： 2009-02-16 11:01:47

□本报记者孔令敏□ 岁末年初，记者再次走进了遭受512大地震和唐家山堰塞湖淹没双重灾难的四川省北川县老县城。一栋栋呈几何形状扭曲的楼房，绿色山体上裸落着的白色巨石，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灾难虽然过去，但伤痕依然清晰。就在记者曾经到过的羌寨高坡上，已经竖起

□ 本报记者孔令敏 □

　　岁末年初，记者再次走进了遭受5·12大地震和唐家山堰塞湖淹没双重灾难的四川省北川县老县城。一栋栋呈几何形状扭曲的楼房，绿色山体上裸落着的白色巨石，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灾难虽然过去，但伤痕依然清晰。

　　就在记者曾经到过的羌寨高坡上，已经竖起了一块牌匾，上面写道：灾前北川县总人口16.1万人，目前存活14.2万人。北川县死难人口占去了整个四川灾区全部遇难人口的20％以上，其中尤以县城人口损失最为惨重，共466名干部遇难或失踪，个别单位几乎全军覆没，90％的干部都有家属遇难。

　　依照心理学分析，重大灾难发生6个月后，尤其是传统节日和纪念日，受灾群众将进入心理危机的高发时段。然而本应处于黄金时期的灾区心理援助工作，却面临着志愿者涨潮般涌来又退潮般离去后的人力不足，和因缺乏秩序而导致灾区群众“防火防盗防心理”的尴尬境地。如何帮助那些痛失亲人、家园尽毁、脱离正常生活轨道的灾区百姓走出这个也许会相当漫长的心理寒冬，是相关领域的人们苦苦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最担心这20多位老师”

　　12月31日，2008年的最后一天。在北川县擂鼓镇板房区的大街上，新春联欢会彩旗招展、年货摊位前人头攒动，新年的味道真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灾后社区心理康复组组长邓红，华西医院擂鼓镇心理康复队队长贾佑春等一行4人刚一走进擂鼓镇中心小学，就迎面遇到了一个瘦高的中年女性。她叫陈芬，是这所学校的老师。陈芬的脸上没有笑容，却很主动地拥抱了贾佑春。

　　有人告诉记者，陈芬离婚后，一直和女儿一起生活。地震中，她在北川中学读高一的女儿整个下半身都被压在横梁下，陈芬在废墟中抱着女儿足足9个小时。女儿对她说：“妈妈，我不想死。”然而，女儿还是死在了她的怀里。

　　擂鼓镇中心小学校长熊庭筠当天的工作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开门见山地对贾佑春说，到底是心理专家呀，老师们都觉得你们的辅导课实在、有用，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现在老师们的心理状况稍微好了一点，只是年前年后，有几件事情还需要你们帮忙。

　　首先是学生的问题。熊校长说：“现在孩子们都不想学习，我们是教师，却没有什么好办法。按道理说，全校1150多名学生只有两人遇难，孩子们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但糟糕的是，全国的志愿者都来了，成天搞活动、玩游戏、发礼品，弄得孩子们都觉得志愿者哥哥姐姐好，反倒是老师可恶，因为老师要让他们写作业。”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学校对六年级学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结果平均分只有64.2分，而以前毕业班的数学平均成绩基本能达到95分。因此，熊校长希望贾佑春等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帮孩子们，因为孩子是北川的希望。

　　1月中旬，孩子们放了寒假，熊校长打算和全校113位老师，尤其是有直系亲属遇难的20多位老师一起吃顿团圆饭，他希望华西医院的心理咨询师们也能一起参加。他说，贾佑春能和老师们拥拥抱抱，这种无声的语言比什么都好。

　　熊校长说，他最担心的正是这20多位老师，尤其是其中的四五位，特别害怕他们在春节期间会有什么过激的想法。因此每到周五，他都会和他们一起吃饭。他还和大家有了一个约定：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只要不自杀，就都是我的好同事！

　　只是，熊校长承认，连他自己都在害怕过这个春节。他说，每当他和妻子一起开车，经过学校特别是初中高中时，他都会刻意开得很快，因为他实在不想让妻子看到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这位表面开朗的男人，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的儿子。他说，这种滋味是任何没有亲身经历的人都无法体会得到的。

　　从2008年6月份开始，贾佑春等就每周一次甚至数次往返于成都和擂鼓之间，每次单程180多公里，到现在基本可以算得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心理专家们当初预言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她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熊校长对记者说，“华西的老师真好！请一定要把这句话写出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成都）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的志愿者阿甘，用极度不信任的眼神看着记者。当我反复说明来意后，阿甘才释然地说：“说真的，来灾区做心理咨询的组织太多了，我的一个跟踪对象心情刚刚好了一点，就因为回答了一份调查问卷，好几天都起不来床了。”

　　这位看上去还是一个大男孩的志愿者从去年10月初开始，就一直跟踪一位居住在永新板房的张大叔。今年51岁的张大叔，是北川老县城人，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又不太好。当阿甘第一次走进他的板房时，他只是呆呆地坐着，什么也不干。

　　虽然张大叔的哥哥和弟弟都居住在同一个板房区，但他并不愿意和他们谈及地震。和阿甘渐渐熟悉之后，张大叔开始主动谈到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也每周都来看他。到去年12月份时，张大叔有了女朋友，阿甘好几次去看他，不是家里坐满了人，就是张大叔出去遛弯了。阿甘说，张大叔的社会支持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切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12月中旬，当阿甘再去看张大叔时，他却只能躺在床上了。原来又有一批志愿者来到了永新板房开展心理问卷调查，一上来的问题就是：地震中你家里死了几个人？怎么死的？张大叔对阿甘说：“真的不想回答，但志愿者们都是好心，是来关心咱们的。”

　　在永新板房区，阿甘还同时发现了好几批新来的志愿者。他说：“假如张大叔足够坚强，即使问卷设计得不够婉转，他应该也能挺住，但关键是他现在的心理还很脆弱。像这样反复地做问卷，不仅张大叔们难受，我也很难受。而板房区是开放的，新的志愿者要来，我根本就拦不住。”

　　中科院绵阳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告诉记者，在灾区，一方面做心理咨询的专业志愿者人手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反复问卷之后没有下文的矛盾。灾区的老百姓确实需要心理援助，但他们需要的是受过专业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师，踏踏实实地在这里最少一个月，最好呆半年。更重要的是，心理援助必须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从而建立起一个制度体系，把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如果光靠志愿者的热情，根本持续不下去。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的“5·12心灵守望计划”的高级督导、从美国来到灾区的美籍华人海蓝也同样遇到了难题。

　　地震刚刚发生时，海蓝就带着自己组织的志愿者团队来到了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当时她就感到，整个心理咨询的队伍非常混乱，似乎只要穿上一件印有心理咨询字样的T恤衫就可以是心理咨询师了，而且很多人都太年轻了。

　　去年6月初，海蓝来到德阳。经过调查她发现，和孩子相比，很多老师自己失去了亲人，又必须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他们的压力比孩子要高出许多。因此她决定以德阳为起点，锁定老师这个群体，开展心理咨询工作。

　　然而，海蓝的工作最初并没有得到老师们的支持。当海蓝走进学校时，很多老师认为，她只不过是带着一帮记者、拍几张照片，之后就一走了之。当海蓝开展评估调查时，很多老师觉得，以前参加过太多次问卷，根本没有结果，她也只不过是拿他们做实验。因此，海蓝在绵竹市开展的第一份问卷，回收率不到30％。

　　海蓝认为，当初很多志愿者涌入灾区对大家是一种鼓励，大家会觉得有人在帮助和关心他们。但随着大部分志愿者撤走之后，灾区群众难免会出现心理落差。眼下灾区群众的心理问题比刚开始更加严重，可留下来的人却寥寥无几。同时，从心理康复角度来讲，只做十天半个月的心理咨询也根本没有效果，一定要科学严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长期服务。

　　当“5·12心理守望计划”打算将灾区心理咨询变为一种长期的工作时，却遭遇了无人应聘心理咨询师的困境。海蓝说，我们给的薪酬并不低，却依然没有人愿意来到灾区、来到一个小城市。其实，中国从2002年才开始颁发心理咨询师证书，整个绵竹市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要在中国做好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灾区提供更好的锻炼机会了。

　　“倾听就是一种帮助”

　　可喜的是，在大量志愿者来来往往的时候，还是有一批人选择了相对长时间留在灾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绵阳工作站北川工作组的志愿者们看起来都相当年轻。由于是志愿者，最初来到灾区时他们完全靠自费，现在每个月也只有一些补助。

　　从天津来的刘岩，怎么看怎么像个学生。她在刚刚结婚10天后，只跟老公说了一句“我去四川了”，之后就一直留在当地。从江苏来的于洋，原本是位中学老师，去年7月份来到灾区，计划呆上一年。她说，很多人认为志愿者本身就“有问题”，其实我们想得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能为灾区人民做一点事情。

　　北川黄家坝漩坪乡居民杨大姐一脸笑意地迎接我们进屋，但是谈了没两句脸色就阴郁起来了。地震后，她的家人都在，只是房子被唐家山堰塞湖彻底淹没了。

　　杨大姐说，住进板房后，她曾回过一次漩坪乡，她的家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自己和丈夫一块砖一片瓦建起的家一下子就全没了。“我们就像飘浮在空中的一片落叶，找不到根。我们心里确实想着要好好生活，可拿什么去重建家园？过去，我完全可以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可年前我刚生了一场大病，家里又欠下几千元钱的债，而一家人一个月的支出就要1000多元。”杨大姐的丈夫已经开始外出找活儿干了，她也想出去打工，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怎么办？杨大姐觉得，别人总比她容易，自己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张伯昕柔声地对她说：“是不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有才特别伤心？”杨大姐说，医生说她做了手术，至少要休息半年。张伯昕拍拍她的手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之后就可以出去打工了。生活会好起来的，也许和你想象得差一点，但咱们可以慢慢来。”

　　从杨大姐家出来后，张伯昕告诉记者，在灾区还有很多人一直不能从过去走出来，那些人其实更痛苦。而杨大姐之所以烦恼，正说明她想到了将来，对死的想法也只是一闪念。对于灾区群众，你听了他们的倾诉，本身就是一种帮助。在倾听中，要找出他们谈话中积极的一面，再加以引导。对于他们，物质基础肯定是第一位的，但心理援助同样不可或缺。当人处于最脆弱的时候，一句安慰和开导的话也许可以挽回一个生命，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付春胜告诉记者，中科院已经在灾区设立了德阳人民医院工作站、绵竹工作站、什邡工作站、北川中学工作站和绵阳工作站共5个工作站。前期的主要工作是“扫帐篷”，也就是挨个帐篷访问群众，建立咨询档案。通过他们对北川1600多名群众的调查显示，大约有10％的群众有抑郁倾向，14％的群众有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也就是有闪回、噩梦、逃避、警觉、失眠等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可以自愈，但其中少部分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援助，将很可能丧失社会功能。

　　付春胜说，通过志愿者半年一招募的方式，中科院在灾区的心理援助工作将至少开展三至五年。

　　同样有此打算的还有海蓝。她不仅自己住在了德阳，还把10岁的女儿从上海的一所国际小学转到了德阳一小的板房学校。她说，当初灾区余震不断，是不是带上女儿她也曾犹豫过。但一个朋友告诉她，对于孩子的成长，让她懂得生命的意义最为重要。现在，海蓝在美国工作的丈夫也来到了德阳，虽然一直“待业”，但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

　　来到德阳后，海蓝先是与当地教育局展开合作，在城北中学、东汽中学等21所学校，开展了对教师和学生近4万人次的评估调查。每一份调查，他们都会给受访者打回访电话，告诉对方评估的结果。根据评估，海蓝发现，受访老师中有高达43％的人达到了PTSD的诊断标准，15%~25％的老师出现过自杀意念。对于这些重点人群，经教育局批准和学校校长的动员，“5·12心灵守望计划”用每周一次、每次30人的方式请老师们住进宾馆，对他们进行两到三天的培训，主要是教给他们减压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别需要心理援助的老师，可以单独找在场的心理咨询师谈话。咨询师会告诉老师们自己的电话号码，以保证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帮助。

　　“5·12心灵守望计划”团队的心理咨询师董晨刚从英国回国，第一天到德阳工作就赶上海蓝带领老师们做TRE（减压）训练。大家发现其中一位老师自杀倾向严重，为了对她进行个体干预，她被安排和董晨住在一个房间。这位老师对董晨说，如果住在楼房里早就跳下去了，但住板房里实在没处可跳。通过董晨连续两个晚上的心理干预，临走时，这位老师流着泪说，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与其讲堂课，不如建个茶馆”

　　与心理援助组织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相比，四川省卫生厅已经制订了一个灾区心理卫生服务对口支援工作的整体计划。通过这一计划，四川省15个精神卫生单位将对口支援39个地震灾区县，开展为期3年的心理卫生服务。6个月一轮换的支援医务人员，将在对口支援县参加和指导当地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并对当地卫生人员进行培训，开展巡回下乡服务。第一批支援人员已于2008年12月17日前到受援县报到。

　　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张光毅就是第一批支援人员中的一员。按照对口支援工作的安排，自贡市主要支援安县、什邡和广元市的苍溪县。

　　在安县精神病院里，张光毅和一位同事已经住进了板房里。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安县卫生局对接，并提出一个为期3年的初步设想。

　　张光毅说，由于在我国长期的心理干预工作几乎是空白，所以这项工作的探索性很强。在3年的时间里，希望能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一起搭建一个平台，为当地培养一批心理援助的人才，让老百姓知道有了问题应该找谁。同时，还要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比如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其实对口支援安县的辽宁省已经在安县人民医院开设了一个心理门诊，今后我们希望能和他们整合资源。

　　虽然开展工作不到1个月，但张光毅还是遇到了困难。首先巡回下乡的交通问题不好解决，其次由于前期混乱的心理援助状态，灾区老百姓和干部对他们的工作都有些抵触情绪。在灾区工作还和平时工作不一样，在医院是病人主动上门，在这里是他们主动去找人家，还要注意不能造成伤害。

　　张光毅说，如何把对口支援工作规范化，还需要省里拿出一个统一的工作方案，同时国家和省卫生厅还应该建立起一个督导机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孙学礼说，很多专业人员并不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国是以家庭和小群体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把西方的心理干预理论和方法，直接移植到中国而且是欠发达地区是很难马上适应的，因此在中国开展心理干预应该首先针对群体而不是个体。干预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恢复灾区群众的正常生活，所以与其讲堂课，不如建个茶馆。

　　孙学礼认为，在灾区开展心理干预，筛查病人、个体干预是一个思路，而把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看成是公共卫生的一部分则是另一个思路。事实上，心理咨询不可能普及到所有的灾区居民。因此，应该树立起把心理卫生转变为公众卫生的理念，通过建立起以精神卫生服务为宗旨、以社区心理卫生为基础的心理卫生三级防治网络，从而达到人人享有精神卫生服务的目标。同时还可以利用抗震救灾的机会，在四川全省搭建起一个心理卫生服务平台，而这个平台应该是永久性的。

　　要建立起三级网络，孙学礼说，首先就是要培训基层人才。如果一个镇甚至一个村都有了专职的心理保健员，或者由乡村医生兼任，当地的老百姓也形成了需要心理卫生服务的意识，有了问题就会主动去找心理保健员，那么需要重点干预的个案自然就会被筛查出来，当地的医疗机构处理不了，还可以转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

　　基于此，由华西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牵头开展的地震灾区普通群众、基层干部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现状流行病学调查也于去年12月15日全面开始。孙学礼说，流调将在北川、都江堰等地对15万人次进行调查。目的是掌握当前地震灾区群众的总体心理状况，以便为三级网络的建立提供数字依据。

　　“关键还得靠自己调节”

　　华西医院灾后社区心理康复组组长邓红告诉记者，随着生活的日渐稳定，灾区群众更容易思念亲人，引发愧疚心理，因此除物质重建外，心理重建也同样重要，而心理援助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灾区，记者深深体会到，困扰大家的首先是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相对于身体的伤痛，内心的创伤总是被刻意回避。

　　北川县人民医院医生徐丽是记者新结识的朋友。在地震中，作为医生的她和作为北川中学老师的丈夫分别忙着抢救病人和学生，而没有办法去救自己的儿子。

　　今年35岁的徐丽告诉记者，她不愿意回忆。但采访中，却多次主动地谈到她的儿子。她告诉记者，她的儿子梁粱特别优秀，学习特别好。

　　地震后，儿子的模样不停地在徐丽的脑海里闪现，为此她曾主动找过心理咨询师哭诉。徐丽说：“毕竟是哭了、说了，心情确实好一点。但对于心理咨询，我总觉得自己需要找的时候，我自然会去找，而很多志愿者主动找来的时候，问的都是让我伤心的事情，我根本不愿意说。”

　　对于徐丽来说，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总有人对她说：“如果是我，肯定先去救自己的孩子。”徐丽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特别困惑。作为有良心、有道德的人，当时我们夫妻都不可能不顾一切地去救自己的儿子。说这句话的人也不想想如果他们孩子的老师、家人的医生都去救自己的孩子了，他们还会这么说吗？我真的很想找个人问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理解我？”

　　渐渐想开的徐丽告诉记者，心情好转需要依赖很多因素，首先是时间，之后是自己的调整，还有就是老公的帮助。

　　北川县卫生监督所的监督员李小涛是记者的老朋友，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儿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抢救周围的伤员。他曾说过：“我们的车上有‘卫生监督’这四个字，必须救人！”

　　半年后再见到李小涛，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他告诉记者，地震时再怎么拼命都是心甘情愿的，但之后日常工作的琐碎、繁忙和不如意，让他也曾想到过自杀，尤其是在“董玉飞”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但董的死让他明白，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要好好活着。

　　和徐丽一样，李小涛也曾找过心理咨询师倾诉。“不是没有用，当时倾诉完，心里还是舒服了不少。但现实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要想心情好一点，关键还得靠自己调节。”他说。

　　李小涛现在依然每天都会想起儿子，脑子里总是闪过地震时的一些画面。他说，地震时自己用最黄金的6个小时救了别人，到现在他也没有后悔，他对得起自己那身卫生执法监督服，但他对不起妻子和儿子。如果当时他能及时跑回来，铲一下、挖一下，就算一样救不出他们来，可起码，他试过了，也就心安了。

　　半年了，41岁的李小涛又恋爱了。他说，找对象时，他就想一定要找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大家也好互相安慰。现在他们在一起时，她总对他说：别想了。而他对她说得最多的话也是：别想了。

　　除夕夜，记者得到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来自徐丽，她告诉记者自己怀孕了，有了孩子，她和老公就有了新的希望。李小涛也给记者发来短信：他将调入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也是另一种安慰。生活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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