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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点击分配后，不到两秒钟，屏幕上就出现前五名等待患者的信息。同时，系统内的时钟开始一小时倒数。
与汪绍平同时收到短信的，还有其他4家医院的医生。
时间是保证器官移植质量的关键。因为冷缺血时间越长，器官移植质量越低。“要，还是不要？必须在一小时内回复。”
汪绍平在电脑上点击了接收，他随即得到一份该器官艾滋病毒检测报告，显示这是一个健康的肝脏，汪绍平再点确认键接收。
同时，其他4位等待患者的请求自动被拒绝。一颗肝脏找到他的新主人，只用了不到三分钟时间。
“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中，每位患者按照分数获得排序。排名第一的，是获得优先分配的重要因素。
刘瑞排在第一名，他在系统内的分数最高。
这个得分是医生将患者医学化验结果输入电脑，电脑根据标准把病人的医学结果自动换算出分数，分数越高，代表死亡可能性越大。
负责分配系统政策分析的中国肝移植注册分析师江文诗解释说，但无论怎样，卫生部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移植等待名单的患者死亡率”。
复杂的器官分配
一场牵扯到伦理学的争论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是最早使用分配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的移植医院。
去年4月，分配系统开通一个多星期后，在这家医院遇到首例对公民捐献的器官分配。
当时，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一名重症肝病患者，正在等待肝源。
这名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女生，刚转入医院，系统对她的评分就已接近40分。这意味着，她在七天内死亡几率超过70%，达到超紧急状态。
最后，这名大学生接受了肝移植，但遗憾的是，她没能度过危险期。
有些医生提出疑问，这名女生刚转入医院，等待时间不长，另外她病情危重，移植后生存几率也不高，为什么系统要将她排在第一位？
“如果有两个病人，一个不做手术7天内会死亡，手术后，存活一年的几率也只有50%；但另一名病人，如果不移植还可以等半年，移植后存活一年的几率是90%，那器官应该给谁？”江文诗说，这是一个伦理学的争论。
“在医学上，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如果这个器官给了较轻的病人，重症病人很可能会死掉，因为七天内再有器官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有人则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干脆把患者的等待时间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谁先进入系统等待器官，谁就应该最早获得器官。
对此，江文诗解释说：“美国曾将等待时间作为唯一标准，产生的结果是，等待者名单无限膨胀，也同时带来了不公平。”
她说，因为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医生把自己列入名单，以赚取等待时间。所以，为了保证公平性，卫生部政策中并没有将等待时间作为病人排序的最重要的指标。
影响匹配名单排序的因素，以肝移植为例，依次为地理因素、年龄因素、医疗紧急度评分、血型匹配、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的优先权和等待时间。
在地理因素上，获得器官的移植医院有器官的优先使用权。
有医生说，获取器官的移植医院有优先使用权，这可保证器官移植的质量。
另外，为了保证公平，在系统分配器官时，一些特殊因素也考虑在内。比如O型血病人有优先等，这是因为O型血器官可以适配其他血型，而O型血患者只能接受O型血器官。
同时，在卫生部的政策中也明确，“为鼓励器官捐献，尸体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或活体器官捐献者，如需要接受移植手术，排序时将获得合理的优先权。”
新系统的阻力
医院及医生的利益“潜规则”
去年4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获取一颗公民捐献的右肾，因本院没有匹配到合适的等待者，最终由系统共享匹配给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等待者。
这也是我国首例利用器官分配系统实现的器官共享。
一名移植医生说，过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医院会联系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其他医院，而不是由系统分配。
据了解，患者通过系统获得捐献的器官，除了支付获取器官的技术成本费用外，无须支付其他费用。
在全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行近十个月时间内，因为在本院找不到合适的配型，有肝脏甚至从广州被共享到了天津，“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据内部人士透露，器官分配系统去年4月份成功分配200多例肝、肾器官。目前，国家分配系统也只对捐赠的肝、肾器官进行分配。
但权威人士透露，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仍有少部分地区移植医院没有将公民捐赠来的器官放入系统分配。
记者随机拨打17家器官移植医院，只有3家提供去年器官捐赠数字和系统分配数字，其他医院负责人则以“事情敏感”、“正在开会”等理由拒绝采访。
有移植医生认为，医院和医生20多年养成的分配习惯，有些甚至是“潜规则”无形中成为推广系统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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