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医教育

　　吴中云

　　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中医药学，在解放前由于受到政府当局的压制，曾长期处于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的状况。那时，全国竟没有一所政府办的中医高等学府。新中国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对中医事业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重视，曾饱受摧残的中医界从此获得了新生。

　　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中医事业给予关怀和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国之瑰宝受到了政府的充分重视和扶植。新中国中医教育也从此打下基础，走上振兴之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老中医关怀备至。施今墨、孔伯华等医家都曾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政协会议上，毛主席高兴地握着施今墨先生的手说：“我青年时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医学事业多作贡献。”

　　1952年，周总理与施今墨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开办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等问题征求施先生的意见。周总理曾多次赞扬孔伯华先生，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为集中力量发展中医事业，周总理还亲自关心中医人才的遴选和调动。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秦伯未、祝谌予、蒲辅周等卓有成就的医家相继奉调进京，并被委以重任。

　　成立中医进修学校

　　对现有的中医队伍进行专业培训

　　建国初期，为发展中医，尽快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中医队伍乃当务之急。当时，采取了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是对现有的中医队伍进行专业培训。卫生部为此还发布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1951年9月，北京市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由哈玉民任校长。

　　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成立后，聘请各大医院的专家为中医们讲授医学基础、临床等课程。各门课的授课教师多为外请的兼任教员，基础课由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们讲授，如张钧教授曾为学员们讲解剖课；临床课由当时各大医院的院长或科室主任讲授，如徐政闻等讲西医儿科学；田作宾讲西医妇科学；张宝琛等讲西医外科学；翟树职讲五官科学等。中医课也由中医专家任教。

　　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参加进修的中医，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最年长者已年近70岁。刘春圃、陆石如等都曾在这所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过。

　　这些中医大夫在旧社会历尽磨难，那时的政府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更不会过问他们的专业培训。新中国刚刚成立，政府就给了他们进修提高的机会，不能不使中医们感激涕零。经过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中医们不仅业务水平提高了，而且精神面貌也得到改观。

　　笔者的父亲吴兆祥在1953年10月参加了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第四班的学习，一年之后毕业。从中医进修学校毕业时，父亲已年近花甲，却感觉自己年轻了。那种深切的感受令父亲长久地难以忘怀。父亲曾说：“我行医近40年，在解放前中医受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压迫，抬不起头来，生活境况更感困难。解放后，毛主席、共产党制定了中医政策，使中医如同死而复生、重见了光明……”我父亲从中医进修学校毕业，正值政府有计划地将在各药店坐堂的中医大夫们分配到各市、区属医院工作，父亲被分配到北京同仁医院，直到1974年，年近80岁高龄时才退休。

　　在北京建立中医进修学校的同时，在上海也举办了中医进修班，负责人是丁甘仁先生的门生、名医黄文东先生。

　　哈玉民校长

　　为中医进修学校呕心沥血

　　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的校长，是着名医家哈玉民先生。

　　哈玉民（1918~1960年），河北河间县人，为回族疡科名医哈锐川之子。1937年，哈玉民自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在北京开业行医。他擅长内外各科，而尤以治疗痈疽、皮肤诸病见长，在医界享有盛名。

　　新中国建国后，哈玉民为中医事业的复兴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作为中医界代表，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1950年3月，年方32岁的哈玉民与赵树屏等人共同筹办了北京中医学会，担任了副会长。不久，哈玉民又创办了《北京中医》杂志。他还曾历任北京市第一、第三中医门诊部主任、北京中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主办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是哈玉民为建国初期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作为校长，他组织编写了各科的大量教材、讲义，搜集了许多学习参考资料、工具书，并兼任教学工作。为提高针灸学的教学质量，哈玉民亲自指导研制了与人体等同大小的石膏模型，还请来针灸专家，审查模型上的经络循行和穴位。此外，哈玉民还主编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医书籍，如《中医内科常见病证治便览》、《中医针灸常见病证治便览》等。

　　1956年，正在担任中医进修学校校长的哈玉民，又承担了北京中医学院的筹办工作。经他多方奔走，积极筹措，终于在同年9月，以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为基地，接纳了北京中医学院的首届学员。在北京中医学院建成后，哈玉民为教学研究呕心沥血，试制成功了中医辨证论治分析器模型，获得卫生部嘉奖。

　　哈玉民先生有着凡事带头实干的精神，他作风淳朴、待人忠厚、平易近人，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都愿与他促膝谈心。在担任领导职务中，他唯贤是举，力求人尽其才。哈先生的品格风范，受到人们深深的爱戴。

　　由于在自己钟爱的中医事业中倾注了太多的心血，1960年6月16日，哈玉民不幸因病英年而逝，年仅42岁。

　　提倡西医学习中医

　　鼓励中医带徒弟

　　为尽快扩大和发展中医队伍，政府还采取了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让西医学习中医。1955年7月13日，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中医学会主办的为期一年的祖国医学讲座开讲，260名西医参加了学习。祝谌予于1956年在周总理关怀下调入北京后，即在中医研究院主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研讨班。章巨膺在上海中医学院也举办了中医研究班，招收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西医学习中医。这一举措确实颇有成效，西医学习中医造就了一批中医界的栋梁之才。

　　1958年10月，毛主席对于卫生部首批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的情况报告作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重要指示。

　　除了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外，政府还大力提倡中医带徒弟。1956年4月，卫生部发出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并制定了《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1956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社论，提出要把组织中医带徒弟作为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提倡中医带徒弟，可见党和政府对这件事是何等重视。

　　健康报也发表了题为“鼓励中医带徒弟”的社论。这篇社论中，对河北沧州、山西长治等地中医带徒弟的情况和经验作了介绍。

　　首批4所中医学院成立

　　萧龙友发表感言

　　建立中医高等学府是新中国政府颇为重视的事情，更是中医界人士的热望。1956年，首批成立了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所中医学院。萧龙友先生得知此消息后，激动万分，奋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一文，发表于1956年6月8日健康报。

　　萧龙友（1870~1960）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中医界闻名遐迩。萧先生对中医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培养出了赵树屏、白啸山等高徒。他还于1930年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

　　解放初，萧龙友任北京市人民代表，1950年任北京市中医师考试委员会委员，1951年被政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54年起，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医研究院顾问、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学部委员等职。

　　耄耋之年的萧龙友先生，仍然念念不忘发展中医教育事业。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建立中医学院的提案。

　　获悉首批4所中医学院成立的喜讯，萧龙友先生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一文。在此文中，萧先生还颇有远见地提出了中医各派别要消除门户之见和中医要走向世界的主张。他在文中指出：“……以往中医传授门户之见较重，且多故步自封，所以近百年来进步较缓。现在中医学院的教学，必须打破门户之见，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医学水平，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发扬中医学，以供世界同用，而成为世界的新医学。”

　　为提高中医学院教学质量

　　秦伯未联合五老上书

　　1956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所中医学院成立了。早年曾受到施今墨、丁甘仁、恽铁樵等宗师培养，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党和国家关怀的一代医林精英在组建中医学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祝谌予担任了北京中医学院第一任教务长，秦伯未兼任了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和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上海，程门雪、黄文东、章巨膺等协力组建了上海中医学院。程门雪、黄文东先后担任了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章巨膺担任了教务主任。这些知名医家们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秦伯未（1901~1967）是海上名医丁甘仁先生的门生。1919年，年方18岁的秦伯未考入了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该校第三届学员。秦先生曾用10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内经》，撰着了5部有关《内经》研究的学术着作，他在《内经》研究中取得的卓着成就颇受中医界同仁的推崇，被誉为“秦内经”。1927年，秦伯未与王一仁、严苍山、许半龙、章次公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医学院。秦伯未先后担任中国医学院的教务长、院长、名誉院长、教授等职，为办学呕尽了心血。新中国成立后，秦先生奉调进京，担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并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自20世纪20年代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到50年代任职北京中医学院，秦伯未先生对中医教育始终是一往情深。

　　1962年7月，在中国第一批中医正规大学生毕业之后，有感于这批毕业生的不足之处，秦伯未与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等5位先生联名提出了《对修改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

　　在《意见》中，指出了这批学生“在中医学术水平方面，还有不足之处”，“特别是阅读中医古书尚有困难，运用理法方药、辨证施治处理疾病尚欠正确，看来基本功打得非常不够”，并建议：“《内经讲义》应由过去只讲120课时增加到488课时”，“精选《素问》、《灵枢》两书里的原文100篇左右”，以便“增强学生阅读古代着作的能力，给了他们一把今后的钻研开关的钥匙”。这就是着名的“五老上书”。

　　这份《意见》不仅在当时是切中时弊，而且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富现实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对发展中医教育有重大意义的《意见》，在“文革”中却被打成冤案。“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