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可减少自杀

　　再低的自杀率都有必要继续降低

　　新浪健康：这个月初，你曾经走进过富士康，那里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你们在那里都做了什么工作？

　　徐凯文：去富士康只有短短的一天。上午短暂参观了厂区和宿舍，第一感觉这里应该算不上“血汗工厂”，虽然工资收入不算高，但工作条件、宿舍条件在当地来看还是不错的；之后同公司各管理部门进行会谈，听取了“自杀”和“干预”的情况；下午先用2个小时时间进行了初步的心理干预和培训，我负责对富士康已有的心理干预团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樊富珉教授对和死者密切接触的同伴进行“创伤后治疗”，张西超副教授主要对管理层进行减压、秦琳老师对心理热线的接线员给予专业培训；下午我们在厂区内随机挑选了8名富士康员工进行一对一的2小时访谈，主要了解他们对“自杀”案例的看法和对工作的感受，访谈后我的感受是：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唯一的抱怨是公司漏计了他的加班时间)，心理状态基本还是不错的，他们也谈到了自杀者，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原因。

　　新浪健康：当时樊富珉教授曾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富士康自杀率并不高，没有超过国家平均自杀率，但这种说法似乎在公众中有一定争议。

　　徐凯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安抚公众的情绪，处理出事企业相关管理人员的心理压力，因为如果不及时处理好这两个方面，事情的发展会更难预料。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认为“自杀率”低，其实每一例自杀都是有可能避免的，再低的自杀率都是可以也有必要进一步降低的。实际上，控制和降低自杀事件的发生一直是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和目标。

　　年轻人群中“有自杀想法的”约10-20%

　　新浪健康：在短时间内富士康已经连续十起，都是采用相同的方式，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凯文：从大的方面讲，首先，我国同日本、韩国等一直都属于高自杀率国家，这同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文化中有对“自杀”的肯定成分，比如“杀身成仁、杀身取义”等说法；其次，随着我们社会发展加快，“北上广深”等快速发展地区压力也随之加大，而没有具备很好的压力释放、处理机制，导致了压力累积之后出现攻击行为：包括攻击他人(比如最近频发的校园安全事件)和攻击自身(自杀事件)。

　　其实普通人群中一直存在着自杀的潜在群体，他们有或者曾有自杀想法，据统计，在年轻人群体中，“潜在有自杀想法的人群”比例约占10-20%，但想和做之间还是非常遥远的。但如果这时候身边出现了和他们身份相同、处境类似的人用“自杀”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就会导致自杀的连续出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与网络的某些做法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比如展现了太多的自杀细节、甚至实际的自杀过程，足够真实但却成为了一本“自杀教科书”；比如简单归因：将自杀原因简单认为是“抑郁症”或者“血汗工厂”，都可能导致有类似想法和处境的人去模仿并寻求彻底解决问题。

　　同伴和社会支持是截断自杀连续出现的重要方式

　　新浪健康：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阻止类似事件继续发生？

　　徐凯文：首先应该提供心理干预的资源，比如心理危机干预电话号码(800-810-1117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全国通用)等，让某些寻求帮助的人得到信息和途径；其次，多增加对于心理干预成功案例的宣传和宣讲，自杀就是一种意识情绪绝望，如果能够让他们在短期内感觉到有希望，从身边看到获得帮助的真实例子，大多数时候自杀都是可以被干预和挽救的。再次，应该建立起良好的同伴交往、同伴支持的体系，杜绝淡漠和互补关心，因为从根本上人是感情的动物，需要爱与被爱，在某种情况下良好的同伴支持就是给予他们生的机会(这一点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富士康深圳工厂中很多同宿舍中的人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人际很淡漠)。

　　而具体到企业干预手段方面，他们应该提高心理干预队伍的建设、提高心理干预队伍的专业性(虽然富士康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是他们心理干预的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再此基础上去“识别自杀高危个体”(这很有难度，但必须去做)：比如孤独者、社会支持缺乏者、曾有自杀经历者等等，对他们进行跟踪随访，对言行中透露出的自杀“信号”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迅速提供帮助。

　　新浪健康：类似事件是否可能蔓延到其他群体中，我们应该如何防范？

　　徐凯文：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传染跨群体出现，但是在富士康深圳工厂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个地方同学校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都是生活在集体宿舍中，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都不够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预案。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只要有幸福的家庭、同伴支持、有理想和信仰，是不会出现自杀情况的。但我们目前学校的教育往往过于注重“授业”，而忽视了“传道”，导致了部分人理想与价值观的缺失，而一旦遭遇到家庭与同伴支持方面的问题，就可能酿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学校中一定要更重视理想，信仰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