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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医院——中国医疗设施最先进的传染病医院之一，一场收治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人的演练正在进行。分诊台的医生用小密封塑料袋装着手机接听电话；清洁工们把平时的一次性口罩换成了专业防护口罩；熟人见面，握手前先喷上干洗手液……
刺耳的笛声越来越大，一辆载有甲型H1N1流感疑似患者的120救护车，驶进了北京市地坛医院南门。
时间，2009年5月7日下午4点30。两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迅速上前，和120上的大夫进行交接。不到一分钟，“北京市急救中心与医院交接记录单(试用)”填写完毕。随后，病人被领入住院部大厅，由同样身着全套防护服的医生引入“流感专用电梯”，直达六楼。
被电梯甩在身后的，是众多媒体记者和卫生部门的官员们。一切流程几乎不用语言交流——医护人员们带着口罩发出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嘈杂的环境里。
这一幕并不是真实的病例处理，而是一次演练。此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发现甲型H1N1流感的疑似感染者。
为流感的大面积爆发做准备，中国内地已确定定点医院545家，急救中心(站)207家。不仅是北京，包括四川、山西、云南、江西、广西、重庆、青海在内的多个省区都已进行了针对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应急演练。
打一场有准备的战斗，中国拉开了和病毒抗争的架势。
从“遭遇战”到“阻击战”
时间，5月7日下午2：00。来地坛医院探视患者的人都能发现空气中的异样。住院部门口的保安开始拦截并询问每一个进大楼的人，南口的电梯两边多了全身裹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两部电梯已经挂上了“流感专用电梯”的牌子，亮着灯、开着门一直等候在一层。
分诊台的医生用小密封塑料袋装着手机接听电话；清洁工们把平时的一次性口罩换成了专业防护口罩；发热筛查门诊透明的玻璃房子里，一个女孩戴着口罩背着大大小小3个行李包，跟着一位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走了出来。外面等候的人远远地递上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女孩的病历。
时间接近下午4点，住院部南口处开始聚集起了媒体和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为这次演习做准备。熟人见面，握手前先喷上干洗手液。
紧张的气氛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6年前也是这个春夏交接的季节，SARS的肆虐让人至今仍心有余悸。
作为一家有60年历史的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是抗击SARS的主力军，从2003年3月26日开始，历时143天，共收治非典患者(包括疑似患者)329人。
“2003年是打了一个无思想准备、无物质准备的遭遇战，在整个诊断治疗上是一边做一边摸索。”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地坛医院院长毛羽回忆道。
地坛医院转移出了全院的病人，腾出了所有的病房迎战SARS。在那段时间里，地坛医院成为了SARS的最亲密接触者，有些市民不愿意让在地坛医院工作的邻居回家，有些幼儿园不让在地坛医院工作的家长接送，甚至相邻的地坛公园都少有游客——好像医院周围的空气都漂浮着致命病毒。
这一次同样。虽然是演习，人们仍然心存芥蒂。电梯里，几个扛摄像机的记者下意识地和穿隔离服的医务人员和“病人”保持着距离。
迁址应对输入型传染
“病人到了，开门。”接诊护士通过门进系统对讲后，把“病人”带进了感染二科的第二病区。经过一条洒满阳光的外走廊，进入一间单人隔离病房。
“这是单人隔离负压病房，回风比送风大，造成负压环境。”副院长李秀兰介绍。这种负压不会造成病毒向外扩散。
这样一间单人病房的造价约30万，6年前的地坛医院还没有这样消毒条件的病房。现在呼吸病房楼可以开放的298张床位都是负压病房，如果流感扩散严重，还可以将另外300张床变为隔离病房，总共开放救治能力是600张床。
目前开通的感染二科94张床，分三个病区，最受关注的收治医学观察病例的是第一病区。
“这些病床是在5月2日凌晨接到通知后两个小时内准备完毕的。”感染二科主治医师徐艳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我们病房是满床，需要尽快把现有病人转移到别的病区。”
这种速度非常必要——当天凌晨3点多，已经有墨西哥AM098航班的第一批需要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的病例入住地坛医院。
当然，快速也并非偶然。地坛医院在今年4月28日正式成为收治甲型H1N1流感的定点医院，“实际上4月26日就开始准备了，我们一直注意国际上的疾病传播的趋势和流行态势，一旦有，自己先做起来。”院长毛羽说。这也是SARS后地坛医院吸取的经验。
甲型H1N1流感病毒对中国来讲，其特点是输入型传染。因此演练中的“病人”扮演的也是一名韩国人，名叫朴英健，5月2日由韩国飞抵北京，7日因发烧就诊民航医院，确诊为H1N1核酸阳性后(医生解释：考虑到患者虽然初步诊断是H1N1核酸阳性，根据临床表现，不能除外患者有化脓性扁桃体炎)，转到了地坛医院。
“下飞机就来了的(病例)，我们这里屡见不鲜。”毛羽说。只要检验检疫局发现发烧超过37.5℃，就送到地坛医院进行筛查。
巧合的是，2008年9月地坛医院搬迁到机场高速边的新址，缩短了从机场到医院之间的距离，正好适合防治输入型传染病。
六年后的“凤凰涅”
时间，下午4点38。演练的病人朴英健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了隔离服，接诊他的医生李鑫从另一扇门进了病房。医生进门前经过了一个小的独立消毒的空间，这对于保障医务人员不被感染至关重要，因为外面就是他们活动的内走廊。不同于病人经过的外走廊，内走廊是干净的、清洁的。
和5月2日以来他收治的所有病例程序一样，李鑫开始在病床前问诊。为了和病人沟通，裹在严实的口罩后面的他尽力咬字吐声，粗粗的喘气的声音很沉闷，嘴里的热气模糊了护目镜。
穿着一身白色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李鑫的形象和无数影像中展现出的SARS医生形象一模一样。
2003年，李鑫刚从医学院毕业两年。现在他还记得，那年4月30日，他给父母打的一个电话，听到父母的声音他眼泪就流了下来。次日，李鑫进入SARS病房，一直坚持到8月19日。
“流眼泪并不代表我害怕。我只是觉得父母供了我这么多年书，还没来得及尽孝，万一感染就可能离开他们了。只是这么一点伤心。”李鑫说。在他之前，地坛医院已经有4位护士感染了非典病毒。
这次作为第一批进入病房治疗流感病例的医生，李鑫觉得心态成熟了很多，“SARS很突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这次我们有了准备。”
医学界普遍认为：SARS的防控难根源就在于最初对于病原体是什么都弄不清。而此次流感病毒不同，“我们对季节性流感的防控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对它的防控显得比在SARS初期的时候要清楚得多。”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佑安医院院长助理金荣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虽然甲型H1N1病毒是有其特殊性的，“但基本规律我们是掌握的。这次是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的一次突发事件。”地坛医院院长毛羽称。
2003年之前，曾经盛传地坛医院将与佑安医院合并。但如今地坛医院不仅搬迁新址，在硬件、软件方面都有发展。有人说是SARS救了地坛医院。毛羽则将之戏称为凤凰涅。
同为传染病医院的佑安医院也在2003年之后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扩建门诊大楼和呼吸病房大楼的资金投入就有约4亿元。
演练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第一例确诊病例包某某从美国飞抵北京机场，这位患者携带着甲型H1N1病毒，与机场一名检查护照的工作人员接触约30秒钟。11日凌晨1点50，这名工作人员因为“有低热，一些轻微的上感症状”被送往地坛医院，截至本文发稿时，尚未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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