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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宁玲教授：过去与国外专家组的讨论很少，这次长城会则与国外的一些专家(日本，德国)都进行了分组的讨论，比如第二届中日心血管论坛涉及到高血压领域的很多问题，包括高血压的治疗问题。日本专家和中国专家共同讨论了高血压的治疗原则和评估了一些证据，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往年在这方面体现的不是很多，现在则很多了。
《国际循环》：代谢综合征定义的出台对中国的临床实践有何指导意义?
孙宁玲教授：不同国家对于代谢综合征的定义有所不同，现在是相对于区域性的稳定，比如说中国有中国代谢综合征的定义，但是还要跟亚太地区统一。有ADA的代谢综合征的定义，此定义跟中国又有差距，其主要的差距在于腹围。所以代谢综合征的定义是根据各国不同的特点提出来的，总体来说是一个综合的疾病，而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包括了血压、血脂、血糖的三个方面，只不过在具体上可能不太完全一样。比如ADA，腹围应该是102cm，这是基于美国肥胖的体型，而基于中国的体型，则是85cm，所以在腹围上有所差别，但在血压、血脂方面差别不大。代谢综合征的概念是说把综合的危险因素放在一起，全面评估心血管危险，这样比单一的调节可能更具有指导性。
《国际循环》：高血压方面有何新的研究进展?
孙宁玲教授：高血压是一个独立的病，它在整个心血管事件链中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是一个环节，也是启动心血管事件或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初始阶段，所以对高血压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是目前高血压领域研究的重心。高血压的预防是说对于正常高值的血压病人的早期干预，防止其进展为一级高血压，国际上有个试验CAFE研究，是对血压正常高值的病人应用ARB药物进行干预，另一种用安慰剂，观察2年内进展为高血压的人和4年内高血压的发病状态及生存和死亡的关系。研究发现，早期预防和早期用药的干预还是有利于这种事件或是血压增高的，这是一种趋势，所以现在美国更提倡在那些高血压前期的患者比如说对高脂血压的患者，血压还没有140/90mmHg以上，但有些是在120-139/80-89mmHg之间的高压，这些人如果有脂代谢、糖代谢异常，更应该进行早期的干预，因为这些人进展为高血压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干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如减轻体重、控制饮食等，第二就是药物的干预，应该综合考虑。在贫穷地区，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导，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加一些药物干预，特别是对于高危的高脂血压病人。另外一个在高血压领域中，更加强调达标治疗，这种达标治疗更加注重的是联合治疗，优化联合组的高血压治疗方案在2006年是一个热点，即哪种方案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哪种方案在降压的同时更有利于器官保护，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和正在进行的，国际上也有些试验结果公布，如ASCOT的研究，是ACEI加上CCB的一个复方联合治疗，这种联合使血压下降针对另一个联合相比，明显得到了好的结果。这就是优势的联合和劣势的联合得到的结果，二者都能把血压降低，也都能达标，但优化的联合治疗可能得到更好的靶器官保护，这也是在今年或以后更需要强调的。因此对高危的高血压患者仅仅降压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一些对危险因素的干预，比如降脂治疗。现在如ASCOT-LLA所提倡的，如果在降压的同时加上降脂治疗可能有利于冠心病事件的降低，冠心病的发生主要跟血脂增高有直接的相关关系，而中风的发生主要跟血压增高有直接的关系，高血压是导致中风的原因，而高脂血症是导致冠心病的原因。如果二者综合控制，显然在降低心脑血管事件上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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